东西问 | 东西方文明和科技发展如何影响科幻作品价值观？

        中新社北京5月25日电 题：东西方文明和科技发展如何影响科幻作品价值观？

　　作者：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

　　随着近年中国本土科幻创作日渐繁荣，本土作品正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中国文化自身的价值观。从历史角度看，文明和科技发展确实对东西方科幻创作产生了深刻的不同影响。

　　科幻作品的早期渊源

　　现代意义上的科幻作品，通常都认为最初的源头在西方。溯源则有近有远，较近的如1818年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稍远一点的如17世纪初开普勒的《月亮之梦》，更远的甚至追溯到古代希腊罗马的作品，认为其中已有科幻的萌芽，比如普鲁塔克的《论月球表面》(约公元80年)、卢奇安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约公元170年)，里面已经开始讨论月亮上的生灵。

　　当研究者进行这类追溯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科幻作品扩展或泛化为“幻想作品”，这种拓展的定义，对进一步理解问题倒也不无正面的启发意义。在拓展的定义下，就可以考虑古代中国的一些作品了，例如《西游记》《封神演义》《镜花缘》等，甚至更早的如《列子》中的某些篇章，都无疑属于幻想作品。从内容来看，卢奇安《一个真实的故事》之类的作品，和《镜花缘》颇有相通之处，都有探险旅行异国风情的各种想象。

　　对于古代世界各民族的幻想作品，也许比较容易找到某种共同的思想背景，比如面对一轮明月所产生的遐想，普鲁塔克的想象，和中国古人关于嫦娥桂树广寒宫的想象，不难找到相通之处。但是，随着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等一系列具有全球影响的变化，中西方幻想作品的局面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扮演科学号手的科幻作品

　　当近代科学登上历史舞台时，它的古老源头希腊科学的形象早已远去。近代科学以近似“魔法”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想象之中，《月亮之梦》和《弗兰肯斯坦》中呈现的科学形象都是如此。

　　再往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出现，科学的“魔法”形象逐步升华，它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使人们对它产生了新的宗教式信念，许多人相信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一个科学高歌猛进的时代，相应产生了儒勒·凡尔纳这样的科学号手，他的大量作品，长期在西方世界乃至后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广受欢迎，成为青少年科学教育的流行读物。

　　约略与此同时，现代形态的科幻作品开始被译介进入晚清的中国，引发了一阵中国作者模仿创作的热潮。这些中国作品同样以对科学的赞美、憧憬、呼唤为主，但往往将想象中未来那个科学昌明繁荣富强的国家想象为中国。

　　不过这阵创作热潮未能持续多久，中国已在列强侵略下落入深渊。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仍未摆脱积贫积弱的苦难状态。紧接着则是抗日救国和解放战争的连天烽火。这段时期，中国的科幻几乎进入了完全的沉寂。

　　当代科幻的国际潮流

　　大致以1900年前后为界，紧接着凡尔纳的是H. G.威尔斯的时代，西方科幻的主流开始驶入另一条轨道。一个多世纪以来，整个西方世界的科幻创作者们，包括小说作家、漫画家和电影编剧导演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在一个共同纲领下进行着他们的科幻创作。这个纲领有时被称为“反科学主义纲领”。这个纲领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赞成该纲领的人固然自觉在该纲领下创作，而即使不赞成或尚未深入思考过该纲领的人，也会不自觉地被裹挟着在该纲领下创作。

　　对于该纲领最有力的明证之一，是下面这个事实：120多年来，几乎所有西方主流科幻作品中的未来世界，都是黑暗和荒诞的。在该纲领之下，西方科幻作品以反思科学技术为己任，普遍在作品中展示科学技术过度发展的后果，警示科学狂人滥用科学技术对社会的伤害，警告资本借助科学技术疯狂逐利最终将极度危害地球环境和公众的安全。

　　从当代科幻的整体来看，上述纲领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创作实践，已被证明至今仍是一个富有活力的纲领。与此对应，坚信科学技术终将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科学主义纲领，虽曾催生过凡尔纳的创作盛况，但如今已成式微的陈旧纲领。

　　还有一个也许只能视为“支流”的方面，似乎应该在这里提到，即20世纪前期和中期在美国出现的“科幻黄金时代”，那时美国有一些非常畅销的通俗杂志，以“惊奇”为号召，刊登了大量星际历险、超自然恐怖等类型的小说，也可以归入科幻小说范畴。一些科幻史上的大师级人物，也不拒绝在这些杂志上写稿。不过因为“通俗小说”始终得不到文学殿堂的青睐，这些作品通常无法跻身“主流”行列。

　　对科学的反思是科幻最珍贵的价值

　　漫长的沉寂期过后，凡尔纳类型的科幻创作重新在新中国复苏，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科幻迅速与国际接轨，今天中国的科幻作家们在整体上已经毫不犹豫地汇入了国际潮流之中。

　　进入21世纪之后，刘慈欣成为中国科幻无可置疑的标杆。如果以国际科幻反思科学的潮流作为背景，那么从刘慈欣自己也不讳言的科学主义观念来说，他在思想上就是一个反潮流者；然而他《三体》中的黑暗未来却又和国际潮流殊途同归。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相当奇特的现象，是因为刘慈欣在他的故事中对人性“严刑逼供”，将人性的黑暗暴露无遗。在科幻作品的故事中拷问人性，恰恰是科幻最重要的价值——思想性和对科学的反思——的极为重要的表现形式。

　　其实各种类型小说或电影作品都可以拷问人性，科幻作品在这方面的特殊性在于，只有科幻作品，才能够反映科学技术对人性的影响，以及科学技术对人性形成的考验。其他类型作品当然可以反映来自别处对人性的考验，比如金钱、爱情、野心……对人性的考验，但这些都不是来自科学技术的考验，而一旦作品故事中出现了科学技术对人性的考验，那这部作品当然就成为一部科幻作品了。这就是为什么可以，且实际上必须，在科幻中反思科学的原因。

　　国内还有一个相当流行的看法，是将科幻视为科普的一部分。在科普中反思科学，从理论上说当然也无不可，但是在中国的实际国情中，却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如果说科幻的初级境界是对科学的憧憬和科学知识的普及，那么科幻的最高境界就是哲学，是对科学技术无限发展和应用进行深入思考。科幻作品能够构成虚拟语境，由此引发不同寻常的新思考。因为有许多问题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是不会被思考或无法展开思考的，而幻想作品能够以假想的故事框架，提供虚拟的思考空间。这方面小说往往能做得比电影更好，例如刘慈欣对人性的“严刑逼供”就是这样的例子。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科幻作品在另一方面的贡献更为独特，也是其他各种作品通常无法提供的。这就是对技术滥用的深切担忧，这至少可以理解为对科学技术的一种人文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幻作品无疑是当代科学文化传播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看来，至少在文学艺术领域，事实上只有科幻能够承担这方面的社会责任。

　　【作者简介】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体物理专业，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博士。1994年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教授。1999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已在国内外出版著作百余种，发表学术论文两百多篇，并长期在京沪报刊开设个人专栏，发表了大量书评、影评及文化评论，学术思想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