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长春11月20日电 题:綦天柱:从“喝茶”到“防疫”,东西文明交流如何跨越文化鸿沟?
中新社记者 郭佳
东西方交流深广绵长。近现代西方文明深刻影响了东方文明,而除“四大发明”之外,中国在器物和文化层面,或者直接参与西方文明演进,或者间接影响西方历史进程,其中波折不少,但知者不多。长春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外国语学院教授綦天柱,多年来将东方文明置于全球文明坐标系内进行深入研究。近日,他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解析东西文明交流如何跨越文化鸿沟。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长期以来,人们对东方历史的认识由于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在对历史进程动力的认识方面存在一定的偏差。那么东西文明交流过程中,东方文明影响几何?
綦天柱:相信大家都熟知明代的“西学东渐”,但严格意义上,明代西方输入中国的成功案例只有白银,当时全球近半产量流入中国。海量白银换走海量中国产品,让中国成为婴儿期经济全球化一极,为张居正改革和白银货币化奠定基础,对后世影响深远。与之相比,同期输入中国的西方近代科学与宗教则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而在中西交流史上,“东学西渐”才是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直到晚清这一趋势才被逆转。当时的中国,有千年积累的发明创造,无可替代的丝织茶瓷,海量人口的产能和市场,砥砺成熟的考试选拔制度,人伦导向的宗教宽容,这些都是当时的西方欠缺甚至亟需之物。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来华传教士,将这些先进文明传回西方,深刻影响了欧洲,尤其是上流社会和知识阶层。
当时“东学西渐”可谓全方位:文学艺术,歌剧《图兰朵》中国公主形象已成世界经典,剧作《中国孤儿》是永载史册的启蒙运动重要著作;发明创造,升降舵、水密舱助力西方开启大航海时代;《农政全书》促进了欧洲农业发展;流行时尚,中国的丝绸、陶瓷、漆器、壁纸等长期占据西方上流社会的舞台;建筑技艺,斯德哥尔摩的“中国宫”,波兹坦的“中国茶楼”,慕尼黑的“中国塔”,甚至凡尔赛宫,都有中国园林的影响;制度建设,中国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启发了西方延续至今的文官制度。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文明输出和影响,大多是被动的,甚至有消极的成分。而中国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与社会变革虽在幼年期,却已经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并逐渐掌握了东西方文明沟通与交流的主导权。
中新社记者:在东西文明交流过程中,两种文明在互相接纳、融合方面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波折?在这方面,东西方表现有何异同?
綦天柱:我讲两个事例。一个关于茶叶,一个关于防疫。
1607年,荷兰人开启了欧洲进口中国茶叶的先河。不过,英国政府对茶叶课以重税,导致只有上流社会才能喝得起茶。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左右了社会风尚,茶叶需求剧增,英属东印度公司开始大量进口中国茶叶。
很多人不知道,茶叶和工业革命颇有渊源。古代欧洲人没有喝开水的习惯,且环境卫生堪忧。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大量集聚到城市,快要到达工业革命临界点的时候,往往就会因为排泄物污染水源而导致疫病,人口死亡和流散随之而来,待污染缓解,一切重启。
为利于长期保存,中国销往欧洲的多为经过充分发酵的红茶,而红茶必须用开水冲泡,无形中消灭了一些重大致病源,对英国工业革命人口积累突破临界点起到了促进作用。茶叶在英国普及的过程,基本上和第一次工业革命重合,这并非偶然。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神秘的“人痘”种植。天花病毒自然死亡率曾高达30%以上,接种人痘是有效的免疫手段。当时中国从痘衣、旱苗、水苗到熟苗,种痘技术一直领先全球,但敞开胸襟,并未搞技术封锁。
著名的英国驻奥斯曼大使夫人玛丽·蒙塔古,胞弟死于天花,接着自己染疾,掉了睫毛,留了痘疤。她的家庭医生对此束手无策。在伊斯坦布尔,她接触到来自中国的人痘接种技术,大为折服,旋即决定为自己的孩子接种人痘。如同一切文明文化交流一样,阻力如影随形——夫人的决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甚至包括她信任的家庭牧师。
1718年,蒙塔古终于说服到访的英国医生梅特兰,为自己6岁的儿子接种人痘并获得成功。1719年回到英国之后,她大力推动人痘种植,但劳而无功。直到1721年英国天花大流行,蒙塔古夫人又为自己的女儿做了人痘接种并取得成功。次年,英国有皇室成员开始接种人痘,在英国推动人痘种植才出现转机。
1796年,英国人琴纳发明牛痘接种,极大程度上克服了人痘技术的短板。值得一提的是,他儿时接种过人痘。牛痘技术发明之后短短9年就被引入中国。起初因与传统中医理论格格不入而受到抵制,但中国人将实用主义与变通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时人一方面通过《引痘略》等著作争取士人阶层的支持,一方面创造性地借用胎毒的概念阐释牛痘相关概念,并将“种痘部位”定义为穴位,规定种痘需要“男左女右”,民众接受度大为提高。随后,全国各地大量设立“种痘局”推广牛痘。
从17世纪到19世纪,茶叶用了200年惠及英伦欧陆;从东方到西方,种痘技术从中国出发,又从英国反哺,其间波折与碰撞,虽非应然,几为必然。同处命运共同体内,恶意、诋毁、排斥既能害人,更能害己;认同、欣赏、善用,确保的是我们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
中新社记者:当前,世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许多人再次陷入文明冲突不可避免的宿命论悲观情绪中。如您所述,东西方文明在交流中,确实存在一些困难,那么该如何跨过这种鸿沟呢?
綦天柱:我觉得要用显微镜观察波折与问题,以应当前;更要用望远镜看清主流与趋势,以谋长远。
谈到交流,中华文明有两个极为突出的特质:首先是器物导向。中国对文化或者制度层面输出不感兴趣,比如郑和下西洋,带出去琳琅满目的物品,带回来各类贡品,如长颈鹿之类。即便这方面有所输出均属被动,比如日本模仿大唐。这和历史上众多“一手持经,一手持剑”的强势文明迥然不同。
其次是“神”的模糊甚至缺位。中华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文化,融合“血缘宗法”和“巫史传统”,用“祖先崇拜”淡化甚至架空“神崇拜”,导致“神”相对模糊甚至缺位。正因为缺乏内置的宗教属性,中国人能够宽容对待各种宗教。从国家层面看,无论对内对外,中国几乎没打过值得一提的宗教战争。
比较而言,这两个内置文化基因,第一个让我们不具有侵略性;第二个让我们具有兼容性。此二者不啻是我们千年累积的文化特质和优势,是摩擦的最佳润滑剂。
从古到今,中国产品对世界举足轻重。贸易摩擦似乎不可避免,但并非无解。前边提过的茶叶,先是中国主导,后来茶种外流,印度和肯尼亚随之崛起,而今中国仍是茶叶第一大生产国,但世界茶叶的生产和销售可谓百花齐放。众多类似范例表明,任何国家、任何产业,都不能妄自尊大,也无须妄自菲薄。
历史反复证明:人类文明与文化的交流,绝非坦途,但必为大道;互惠与互利,虽有波折,终是主流。
【受访者简介】
綦天柱,长春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长期深耕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领域,专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承与发展,在国内多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设“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系列课程。近年出版专著4部,译著5部,主持省级科研课题4项,获省级科研一等奖,论文《基督教文化在明清的境遇及文化的相互影响》获新华文摘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