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李恕豪：为什么中国语言学的历史不能强行纳入“欧美模式”？

       中新社成都11月20日电 题：李恕豪：为什么中国语言学的历史不能强行纳入“欧美模式”？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从语言的发展历史和类型上说，中国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在语法形态结构上属于孤立语，而欧洲大多数语言属于印欧语系，是屈折语。怎么可以把适用于印欧语系屈折语的研究方法强行套用在汉藏语系的孤立语上？”《中国古代语言学简史》作者、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李恕豪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善于吸取外来文化优点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特点之一，当前中国语言学者应有选择地学习借鉴国外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和成果，而不能把中国语言研究强行纳入“欧美模式”。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和印度、希腊一样，都是语言学的摇篮。中国传统语言学诞生于何时？经历了哪些重要发展变迁？

　　李恕豪：1978年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时，所见到的几种西方人写的语言学史中，均以希腊、罗马作为语言研究的源头。对于东方古代的语言研究，一般会提到印度，有时也提到阿拉伯，但基本上没有中国。

　　中国古代语言研究成果辉煌，即使放到世界语言学史上也毫不逊色。我的导师濮之珍先生常说，外国各类语言学史著作对中国古代语言的研究很少提及，原因不在西方，而是我们自己的研究、评介和宣传不够。

　　事实也是如此。提及扬雄，人们常会想到他是辞赋家、思想家，而他创作了中国第一本方言学著作《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却少有人知。在18世纪前，全世界没有任何一部方言学著作能与《方言》比肩。在欧洲，系统全面地搜集各种语言和方言词语并编排成书的工作，始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这类书籍的第一部是俄国德裔学者彼得·巴拉斯于1786年到1787年出版的《全球语言和方言的比较词典》，这部著作比《方言》晚了一千七百多年，且仅是各种语言和方言的材料罗列。

　　中国传统语言学最早叫“小学”，古代儿童进入小学首先学习文字，《说文解字》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中国两汉时期产生训诂学和文字学，出现了《尔雅》《方言》《说文》《释名》等一批语言文字方面的专著，标志着传统语言学的正式建立。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是中国音韵学建立和发展时期，语言研究的重点也集中在音韵，发明了反切的注音方法，发现了汉语中的四声。宋明时期不但有一批韵书问世，分析汉语发音原理和发音方法的等韵学也蓬勃发展，代表近代汉语语音的北音韵书，以及古文字学和古音学出现在这一时期。而清代到五四运动前，则是中国传统语言学最辉煌的时期，古音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都得到了全面发展。

　　中国历史悠久，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很多新事物、新观点、新概念，以及新词语，尤其在社会剧烈变化的时候，新词语更会大量涌现。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古人使用的许多词语，今天已不再使用。在语音方面，不少汉字的读音与古时已全然不同。四川的扬雄、李白、苏轼如果来到今天，也听不懂现在的四川方言。有人说用粤方言朗读古诗词会更有意境，这是因为粤方言比其他方言保留了更多古音，但今天的粤方言并非古代汉语的翻版。

　　中新社记者：中国语言学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哪些外来影响？同西方相比，中国传统语言学有什么特点？

　　李恕豪：中国语言学史上受到两次大规模的外来影响。第一次是随佛教传入而受到印度语言学影响，主要体现在音韵学方面。有人认为反切和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有关，南朝文人提倡的声律论可能和佛经的转读有关。唐代僧人守温创立的三十字母和后来的三十六字母，以及宋代的等韵图则的确是佛教文化影响的结果。

　　中国古代语言学吸收外来的研究方法是有选择的。除音韵研究外，古代印度的语法研究也很有成就，公元前四世纪波尼尼著有《梵语语法》一书。唐代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第二卷《健馱逻国》中对这位伟大的语言学家就有所记载(书中译为“波你尼”)。但印度语法研究却没有对中国语言学产生任何影响。这是因为印度古代的梵语属于印欧语系，从语法结构来讲，属于屈折语，汉语则属于汉藏语系，是孤立语。

　　第二次大规模的外来影响来自欧洲，五四运动将之分为两个阶段。明朝末年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西方科学技术之外，还有西方文字拼音，用罗马字母分析汉字读音，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著有《西字奇迹》，法国人金尼阁著有《西儒耳目资》。方以智的《通雅·切韵声原》、杨选杞的《声韵同然集》、刘献廷的《新韵谱》都受到他们的影响。清末外交官马建忠依据西方拉丁语法，创作了中国第一本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中国传统语言学中成就最大的清代乾嘉学派，在方法上也间接受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

　　中新社记者：五四运动后，中国语言学有何变化？为什么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不能强行纳入“欧洲模式”？

　　李恕豪：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政治、思想、文化上给中国带来了全面的、根本性的影响，语言学也概莫能外。随着新语言学理论的引进，中国学者开始用新观点方法研究汉语。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中国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也在五四运动后扩大。中国传统语言学一般只重视对古代书面语言的研究，而不重视当时各地活的语言，因此，传统语言学往往成为经学附庸。现代语言学则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且形成多种多样的语言学分科。从今天的趋势来看，语言学更多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形成了许多交叉性学科。

　　五四运动时有人提出摒弃汉字、全盘西化，而百年来世界对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也常常忽视中华民族的民族特点与历史传承。已故的刘惠君教授在为《中国古代语言学简史》作序时写道：“语言是有民族特点的。不同民族的语言学家必然会受到他们自己的语言的民族特点的制约，形成他们不同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派和不同的理论模式。西方中心论者认为欧洲的模式应该成为一切人的模式。这是一种傲慢与偏见。我们有的人也一切以欧洲模式自蔽，谓我国在五四以前的语言研究都是属于‘语文学’范围的，是‘前科学’的。欧洲有语文学(philology)和语言学(linguistics)的区分，这有他们的特定的学术源流。我们不辨章学术，不考镜源流，把中国语言学的历史强行纳入欧洲模式，这是偏见，这是我国语言研究中的民族虚无主义。”

　　世界上不同语言都有各自鲜明的民族特征，都有自己的结构，且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也不同，其研究方法自然也应有所不同。从语言发展历史和类型上说，中国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在语法形态结构上属于孤立语，而欧洲大多数语言属于印欧语系，是屈折语。怎么可以把适用于印欧语系屈折语的方法强行套用在汉藏语系的孤立语汉语上呢？不仅语法类型完全不同，中西在语音、词汇、语义上也有很大差别，因此其研究方法也应当有所不同。

　　但同时我们应看到，每种语言都有其个性，也有一定共性。例如，任何语言都是人类用来交际和思维的、声音和意义结合的符号系统，任何语言都包括语音、词汇、语法、语义等方面。这种共性决定了不同语言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互借鉴。

　　事实上，善于吸取外来优点正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特点。当前中国语言学者应有选择地学习借鉴国外语言学研究的方法成果，而不能把中国语言研究强行纳入“欧美模式”。

　　【受访者简介】

　　　李恕豪教授，长期在四川师范大学从事汉语言文字学和中国语言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任四川师范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点负责人，四川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成都市地名学会常务理事。著有《中国古代语言学简史》《扬雄方言与方言地理学研究》等专著，主编和参与撰写多部教材和著作，在各级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