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名家坊丨葛兆光：我们为什么需要更多的“镜子”去认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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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上海9月25日电 题：我们为什么需要更多的“镜子”去认识中国？

　　——专访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

　　作者 李鹏 樊中华

　　我们应如何评价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今天，中国和世界为什么仍需彼此了解，才能共筑文明、“按照同一个节拍跳舞”？

　　近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在作题为《古代中国的世界知识：从15-17世纪三幅地图说起》的演讲之后，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深入解读。

　　现将专访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一直以来，学界对古代中国是封闭还是开放有不同的声音，您怎么看待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葛兆光：“封闭”和“开放”两个词都太简单，过去都认为中国很封闭，但近来像耶鲁大学的芮乐伟·韩森却写一本书，专门说1500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帝国”。我觉得，不应该简单地用这两个极端的概念来理解古代中国。其实，和东西方所有的文明一样，最初人们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去想象世界的。古代中国认为天下就是九州(华夏)及其周边，以自己所在的地方为天下和文明的中心，大地呈“回”字形逐级扩散，越向外便越荒芜，文明的等级也越低。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与“夷狄”相对的“中国”概念，有了中国的天下观念。

　　这也使人们认为古代中国是封闭的。但事实上，远早于大航海时代，古代中国人的世界知识就已经很丰富。比如，日本京都龙谷大学收藏有一幅《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这是1402年由朝鲜人依据两幅元代中国人绘制的地图——《声教广被图》和《混一疆理图》——拼绘而成。这一地图上有现在的中亚、西亚、非洲和欧洲，标识出了几百个地名，甚至绘出了倒锥形的非洲大陆、基本精确的阿拉伯半岛形状、汇入波斯湾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更令人惊奇的是，这幅地图上还标识了欧洲的城市，像罗马和巴黎。可是，三年后的1405年，郑和才首次下西洋。再过80多年后，葡萄牙人迪亚士才绕过好望角，发现了通往印度的航道。有学者说，在1508年版托勒密《地理学》之前，欧洲人没有完整地画出过倒锥形的非洲地图。这足以说明古代中国对世界地理的认知，并不局限于九州华夏或中国周边。

日本京都龙谷大学收藏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这些知识从何而来？据学者考证，《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呈现的地理知识，可能是由蒙元时代回回(阿拉伯/波斯)人带入中国的。《元史》里面记载，早在1267年，波斯人札马鲁丁就曾给元朝皇帝制造过木质地球仪，后来又绘制过大地图，可见，那时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多世界知识。不仅如此，大约绘制于16世纪嘉靖年间的《蒙古山水地图》(也作《丝路山水地图》)则记载了从嘉峪关向西，经过中亚、西亚一路到麦加(天方)的各个地方，怀疑它有可能是伊斯兰教徒朝圣的路线；而绘制于17世纪初即明万历年间的“塞尔登中国地图”，出自中国商人之手，则清晰描绘了以南海为中心的东部亚洲海域，以及从泉州出发到东海南海各地的6条航线，最远标志到达印度古里。这两幅地图其实就是古代中国“走向世界”后获得的知识。

《蒙古山水地图》（嘉峪关局部）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与古代中国丰富的世界地理知识相对应的，却是“天下中央”的传统观念曾顽强延绵数千年。因此，知识丰富并不意味着观念开放。这是因为古代中国很早就形成了统一帝国，文化传统很强，除佛教带来的“半次”冲击之外，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强大的外部文明挑战，因此总是极具自信，而华夏文明的系统性、成熟性极高，这使它始终是“在传统内变”，即总是自我调整，难以“在传统外变”，也就是从体到用，进行根本的变革。

　　中新社记者：如果说人类都是以自身为中心认识世界的，那么东西方的“自我中心观”及其表现有何不同？

　　葛兆光：芝加哥大学已故的宗教史家伊利亚德曾说，以自我为中心看世界，是人直立行走后出现的重要特征。如果体现在看待外部世界的态度上，其实在初期都差不多。欧洲早期的TO地图，其实也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看待欧亚非世界的。古代中国也一样，认为中国在中心，四边是蛮夷戎狄。因此，基于古代华夏的成熟文明和强大自信，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也是一个“文明”，古代中国的一些人觉得应“以夏变夷”，就是用文明去同化异邦，因而此邦与异邦的地理分野也会随着文明的远播和退守不断变动。

　　可是大航海之后，与古代文明通过陆地扩散不同，近代崛起的西方新帝国往往是通过海洋征服世界的，十五世纪以后，先是葡萄牙、西班牙，后是荷兰、英国，不断经由海洋、港口、岛屿，由传教士、商人、殖民者等掠夺资源、传播宗教，并且推行政治制度。

　　其实，一直到现代，即便全球化已经十分深入，在很多场合，东西方各自的“自我中心”世界观仍然在起作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有很多睿智的预见，但他认为未来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会联手，与以基督教为主的西方文明产生冲突，这就站在西方中心立场上了。而我们有些人也会很不自觉地表露华夏文明的自我优越感。在全球多个文明并存的状态下，如何守护各自的独特文化，建立共同的普遍的文明？我觉得，东西方“自我中心”的世界观，都需进行革新。

　　中新社记者：所以您认为，只要改变观念，文明之间的冲突就不是必然的？

　　葛兆光：我们还是回到亨廷顿。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说，文明的核心是宗教，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信奉各自唯一的最高神，都有绝对性、神圣性，因而冲突不可避免。但我们想说，其实还有另一种情况，比如中国，历史上是儒家治世、道教治身、佛教治心，三教其乐融融，都在皇权之下，政主教辅，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历史现象。所以，如果从宗教角度看，“文明冲突”的说法是需要修正的。

2013年12月，香港举行冬至祭祖典礼，儒释道各界及各地民众共同祭拜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张宇 摄
 

　　亨廷顿还有一个忽略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区分“文化”与“文明”，这也是当下人们常常陷入的一个误区。借用德国学者埃利亚斯的说法，文化是民族的、特殊的、多样的，每个民族都可以有自信和自豪，认为自己的文化非常优秀，但不能说谁的文化更高。而文明应是在一套共享的规则下，大家是一样的，平等交往、互相尊重，而不是随心所欲。文明是大家要按照同一个节拍来跳舞，也可说是戴着镣铐跳舞，虽然都不情愿被束缚，但它是使大家不会互相踩脚的一套规则。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民族甚至每一个人，都要和其他国家、民族和人打交道，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没有文明就会冲突，但是遵守文明规则，就可以避免冲突。

　　所以，亨廷顿所谓“文明冲突”其实是不同文化的冲突。如果能够在一个共同规则下，各自保持自己的文化并互相尊重对方的文化，不就可以避免很多冲突了吗？

　　中新社记者：您曾提出要“从周边看中国”，这一视角对于今天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何助益？

　　葛兆光：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习惯于将“中”“西”置于对照的位置同论，如中体西用、中西对比等，但我认为，如果只从西方这样单一的背景来认识中国，未免过于简单化。事实上，西方也包含很多国家，文化也有很大差异，并不能一概而论；同样在东方，也有很多国家、族群和文化，差异性也很大，如果能通过中国周边如日本、朝鲜、印度、越南等角度来看中国，是不是也能让我们对自己看得更清楚一些？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自我认知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过自我想象认识自己；第二阶段是通过西方这面镜子来认识自己。现在，我们希望进入第三阶段，借助更多的“镜子”来认识自己。

充满禅意的国学修行剧《功夫诗·九卷》。张晓理 摄
 

　　这是我2007年提出来的设想。当时这个设想得到了很多响应，也推动了近年来中国一些研究的开展，如果研究不再就中国论中国，这是一个进步。

　　但事实上，我们对周边其他国家和文化的了解仍然很不够。我们要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通过他者的眼光、多样的角度、复杂的资料，来重新认识一个过去可能被遮蔽的中国，结合我们自己的认知，才能形成有关中国和世界的全面知识。而在这个基础上，来自中国史学界的视角，也许就能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视角，相互配合，互为补充，从而共同构成一个更加客观完整的世界认知。

【受访者简介】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文科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东亚与中国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何为中国？——疆域、族群、文化与历史》等。曾获第一届“中国图书奖”(1988)、第一届“长江读书奖”(2000)、第一届Princeton Global Scholar(2009)、第三届 Paju Book Award(韩国，2014)、第二十六届“アジア·太平洋”大奖(日本，2014)、第八届“香港书奖”(香港，2015)、第三届思勉原创奖(2015)、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1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