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着力打造“三治融合”全国实践示范地

　　2013年以来，嘉兴市以红船精神为引领，在全国率先探索实践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历经几番探索、推广、升华，“三治融合”在禾城大地既着眼于维护社会秩序，更着眼于激发社会活力；既着眼于为平安建设示范地打基础，更着眼于为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作保障的基层治理成效，为我市在全省率先夺取全国综治“长安杯”和平安金鼎夯实了坚实基础，为乡村振兴奠定了治理基础，逐步发展成为全省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品牌。

　　2017年，“三治融合”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传遍大江南北。

　　2018年1月，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也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

　　站位新起点，扬帆再起航，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5周年，也是习近平同志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的第15年，我市将在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进一步发扬什么样的理念与活力？又将为全国2000多个县域带来怎样可复制、有价值沉淀的社会治理创新经验？

谁来治：党委政府“搭台”

“戏”让民众唱

　　从“散沙”到群治，从政府“一头热”到全民动员，“政府一厢情愿、老百姓不买账”的尴尬局面，究竟是如何实现逆转的？

　　2013年5月，桐乡市高桥街道一马当先，在镇级建立“百姓参政团”、村级建立“百事服务团”，首次提出“三治融合”的理念，举起自治、法治、德治“联合兵团”作战的新旗帜，大开决策之门，邀百姓从“门外”进“门内”参政议政。

　　摸索前进之下，“三治融合”试点的成功经验逐步从桐乡向全市层面拓展，全市上下积极构建“多元参与协商共治”社区参与式自治，让村民通过村（居）民议事、小区协商、业主协商等形式“说事、议事、主事”。党建引领之下，各村选好带头人，带动乡村善治多元协同，逐步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近年来，我市健全了由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共同组建的城乡社区治理载体——“一约两会三团”，并在全省率先公布了37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依法履行职责事项和40项协助政府工作事项，把政府决策的运作置于“阳光之下”，给各种利益主体搭建了一个务实有效的协商和对话平台，“要我干”变成了“我要干”，激发了基层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增强了基层治理活力。

　　说起自治带来的好处，南湖区凤桥镇联丰村党委书记李正峰深有感触。不久前，“三治会堂”里联丰村一场议事会热闹非凡，原来是美丽乡村建设中一条乡村道路计划拓宽5米，村班子成员便召集了相关区域的农户代表以及懂工程、懂财会的村民，一番认真审议后，大伙意见统一，施工方案通过。李正峰表示，类似的小会议在村里常常举行，重大施工项目开工前要先经过“百姓议事会”，发生纠纷有“道德评判团”主持公道，“互助会”则共同讨论、共同帮助遇上生活困难的村民渡过难关。

　　社会治理从“自上而下”向“上下互动”转变过程中，我市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作为最大优势，积极探索组织和发动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机制、新途径，多元的社会治理主体也不断应运而生。

　　新居民多、老旧住宅多，像南湖区解放街道凌塘社区这样特点鲜明的区域，管理工作往往是困难多、麻烦多，可是近年来，该小区的卫生费征收率从以前的不足45%，一跃至90%以上，凌塘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多亏了居民“自治之家”的成立。老旧小区房屋漏水，管道改造等群众反映多年的难题，“自治之家”社会组织成员仅用了3个月，就从申请房屋维修金到找施工单位、签订施工合同全部圆满解决。

怎么治：由“大包大揽”

转为“协商共治”

　　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人们的价值取向不断多样化，转型的社会矛盾纷至沓来，面向种种挑战，基层社会治理如何实现多赢，如何在千丝万缕的利益纠缠中，收“四两拨千斤”之功效？

　　“通过理念引领、载体创新、资源整合，有效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实效。”嘉兴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桐乡试点取得一定成效后，我市综合全市各地实际情况，加大改革力度与保障力度，充分激发了群众的自主性，将法治贯彻到基层，令道德涵养渗入百姓心田，拆迁纠纷、生猪退养等原本“老大难”问题变得不再棘手。

　　自治为基，春风化雨。

　　行走在凤桥镇联丰村石隍庙，已不见一堵白墙，各家墙面布满丰富多彩的文明行动墙绘，“出行保秩序”“垃圾不落地”等标语随处可见，家家户户门框上挂有“家风家训”，邻里间一派祥和，宛如走进“桃花源”。近年来，我市全面开展“两约”条款的修约、践约和评约活动，“村规民约”和“社区公约”渗入百姓生活中，潜移默化形成“监督网”。行走在嘉兴的各个角落，均可在社区、窗口单位、公共场所的醒目位置，看到各具特色的公约、规范、守则、办事流程、公益广告，倡导守约光荣、违规可耻的价值理念。

　　同时，我市积极发挥互联网优势，推进以“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为重点的网格自治，做深做实“两网融合”工作。窨井盖破损、孤寡老人患病等百姓身边的大小信息，只需群众动动手指，就可通过“平安通”APP等在线平台实时上传，不仅完善了基层治理信息化收集、交办、处置等工作机制，也在基层社会治理“一张网”建设中强化了老百姓的“主人翁”意识，实现“智慧治理”。

　　法治为本，定分止争。

　　近年来，市、县、镇、村四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已在我市实现全覆盖；省级考评中，全市星级规范化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创建率为85.7%，五星级中心比例达71.4%，居全省第一；便民服务中心作为载体，整合、优化了村（社区）法律顾问、法律服务志愿者、专职调解员等基层力量，同时，进一步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专线、专网和移动服务端功能，专门开通公共法律服务专网，更有效精准为广大村（居）民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我市实施“一村一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将免费的“随身法律顾问”送到百姓身边，法律顾问通过每月定期走访的形式，开展法治宣传、“法律体检”，提供法律咨询，从源头上推动、引导群众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强化了法治氛围。据统计，目前我市已实现1151个村（社区）法律顾问聘请全覆盖。

　　德治为先，润物无声。

　　“以文养德、以规促德”。目前，越来越多村民对“红黑榜”上的自家“成绩”分外在意，每个月，各村道德评判团都会根据村民生活、工作中的细节，为星级文明家庭评判打分，不孝敬长辈、乱扔垃圾等不道德与不文明行为成为“扣分项”，“黑榜”倒逼群众增强自律意识，榜样的力量不容小觑。近年来，我市倡导以评树德，组织开展“万名好人进校园”“万张红榜送好人”等宣传活动，一大批“好婆媳”“新时代好少年”等身边的榜样涌现出来，以“最美”精神为核心，扩大“最美”系列的社会影响力和典型示范带动作用。

治什么：既治“已病”

更治“未病”

　　“‘枫桥经验’精髓，是‘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只有把各种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才能真正把社会建设和治理的措施落实在基层，把政府的服务管理深入到基层。”

　　日前，海盐县沈荡镇某房主积极响应该县“四无”企业整治战的号召，自行拆除厂房、拉断电源，谁知，此举却引起租用其房屋的企业主不满，双方僵持不下。很快，沈荡镇调委会在排摸工作中了解到这件事并及时与派出所介入，纠纷很快得到化解，助力腾退工作顺利开展。

　　为更好发挥人民调解的作用，近年来，我市结合各村实际，积极探索有特色、有实效的调解模式，其中，海盐县秦山永兴村和元通兴隆村引入乡贤参与人民调解机制，南湖区七星街道由每个社区有威望、懂法的老村官、老党员组成“潜伏”在百姓身边的“隐形老娘舅”，及时掌握并化解基层纠纷，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的目标。同时，我市围绕“源头预防纠纷、当地化解矛盾、基层解决问题”的目标，建立探索推行医患纠纷、交通事故、劳动争议等多元调解模式，建立与推行民主决策、专家咨询、民生事项公众听证、重大决策全面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制度。

　　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察其疾苦。聚焦如何减少矛盾、化解矛盾的同时，我市“跳出矛盾”看矛盾，通过关口前移、源头防控、综合施策，更加突出风险防范，将治理重心从过去的“事后灭火”转移到“事前防火”。近年来，电信诈骗、非法集资等新型社会风险日趋多元化，我市积极“以变应变”，结合实际与时俱进，通过组织以案释法真人秀、法律顾问上门“体检”等形式，扩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群众自主防范的意识与能力。

　　从维稳为主向服务发展扩展，近年来，“三治融合”所瞄准的已不仅是简单的治理社会矛盾，更致力于围绕中心工作，服务社会发展，稳定大局。

　　对此，浙江最早一批道德评判团成员之一、桐乡市高桥街道越丰村村民沈菊芬记忆尤为深刻：早年，进城不久的村民几乎每家每户都自建了工棚当作过渡房，经过几年时间陆续拆除，却有一“钉子户”执意不愿拆除工棚，“我是60后，和这名抗拆村民的年纪相仿，或许会更容易沟通。”村委会告知道德评判团此事后，沈菊芬主动请缨上门游说，之后，在道德评判团其他几名成员、村委会代表分批劝导之下，越丰村“三改一拆”整治工作的“最后一步”终于在G20杭州峰会召开前落实了。

　　“三治融合”促进了文明和谐社会风尚的形成，也引导了人们行为、规范了社会秩序。“一约两会三团”等社会治理表达渠道和平台，使群众加深了对党委政府决策的理解和支持，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垃圾分类等中心工作，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到神经末梢、见到实绩实效，最大限度发挥了“三治融合”在协调经济社会关系、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有效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嘉报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