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郑土有:中国城隍文化何以在海外绵延生根?
中新社上海3月29日电 题:郑土有:中国城隍文化何以在海外绵延生根?
作者 李鹏 樊中华
“城隍”是中国宗教文化中最普遍的本土民间信仰之一,从大都市到县城,乃至部分乡镇,城隍庙网状般均匀分布,祭祀活动和参与人数众多。同时,城隍神的形象往往极具地方性,通常是当地颇受敬仰的父母官或本地英雄。令人惊奇的是,在新加坡、印尼、韩国、越南、缅甸、马来西亚等地,也不乏大量城隍庙存在,甚至在当地人的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
城隍文化的生命力何在?极具地方性的中国城隍信仰何以在海外生根、结果?这一民间传统信仰对海内外华人来说具有怎样的“根”价值?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郑土有日前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指出,城隍文化是海外华人之间、海外华人与中华故土之间产生联结的重要精神纽带,并且以其包容性融入海外当地,是传播中华文明和传统价值观的桥梁。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的城隍文化起源于何时?为何具有深厚的民间根基?
郑土有:“城隍”是对“城墙”与“护城河”两个具象之物进行想象化后的产物。论及其源起,我认为可以追溯到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因为在不少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周围,都发现有一条壕沟,以防御敌人、野兽的入侵。由此可推断,新石器时代聚落周围的壕沟与石(泥)墙可能已并存,以保护居住其中人员的安全。在原始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先民们将其神化,并定期祭拜,以对护佑表达感激之情。
因此,可以说城隍神的雏形应是原始村落的保护神。目前在中国一些村寨的“寨神”即为其遗存。中国的城市是在村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后,简易的防御建筑被高大的城墙所代替,围沟也成为护城河,“寨神”升格为保护城市居民的“城隍神”。
在城隍神演变中,其功能一直是地方保护神。汉代出现了正直之人死后为城隍神的观念,唐代城隍神演变为冥间地方官,城隍庙开始在全国各地零星出现。明代是城隍信仰发展的转折点,朱元璋于洪武元年发诏书,所有建制为县级以上的城市都要建造城隍庙,后向下扩展到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镇,构建起了和行政等级完全一致的城隍信仰建制。这种用民间信仰为国家服务、“阴阳共治”的理念促成了城隍文化的大发展,这种模式延续至清朝。
城隍文化对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影响很大,以城隍庙为中心,城隍信仰聚集了民众,使城市快速形成和繁荣发展起来。城隍文化也是以城市为主体的独特民间信仰。
中新社记者:在世界众多的民间信仰中,城隍信仰具有怎样的特殊性?
郑土有:城隍文化的特点,一是如前所述,它是官方和民间相互作用而兴盛的,这是基于官、民两者都有维护城市安全、追求生活安宁幸福的共同心愿,其本质是统一的,从而形成了合力。
二是“城隍神”是一个总称,各地都会聚焦在一个具体的形象上,通常是当地的第一任知县或知府,或是对当地作出过较大贡献的人,或是历史上有名的国家功臣,或是正直善良的人等,本质上体现民众的英雄崇拜,以及对这些人的感恩。
三是城隍庙布局以古代行政建制为依据,体现中国文化“阴阳”相互协调、共同治理的观念。城隍神负责的是精神道德层面的治理,例如城隍庙会有大算盘悬于山门上,意在“人算不如天算”,规训人们不要做不道德的事情;城隍庙中的对联,都是劝人为善的主题;同时地方官上任伊始要先祭拜城隍神,也是对地方官日后行为的约束与威慑……由此,城隍庙可视为是城市的道德教化场。
因此可以说,城隍神的地方性和普遍性是合二为一的,首先不同地方不同的城隍神所体现的正直、忠诚、为民办事等精神和价值观念基本一致;此外城隍神惩恶扬善、护城保民、祛灾除患、督官摄民的功能是一样的。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城隍文化的形成几乎没有受到外来宗教的影响,是比较纯粹的本土信仰。
中新社记者:当城隍信仰随着出海的华人传播海外、落地生根时,它的“地方性”又怎样体现?
郑土有:城隍信仰随着华人的脚步走向国外,“地方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华人会将家乡当地的城隍神通过“分香”仪式带到海外供奉,以祈求故乡的神明护佑。所谓“分香”就是带一些香炉里的香灰,到海外重新塑神像造庙宇,据此成为华人与家乡的情感联结。
例如在福建安溪城隍庙举办的庙会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华人每年会提前一个月回到中国筹备祭拜,一次可供奉上千个猪头。之所以这么隆重,正是因为他们认为“分香”后认祖归宗特别重要。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城隍信仰被华人带到海外后,更多了一重明显的精神纽带功能,城隍庙成为某一区域华人的联结纽带和精神支柱,通过庙会等活动,使彼此联系得更紧密。
城隍文化为何会在海外广泛传播?首先因为城隍神“保护”的功能恰是那些漂洋过海,要在陌生之地立足的华人所特别看重的。此外在中华文化中,“亲缘”是凝聚人心的最重要因素,其次是“地缘”,但在海外,往往是各地人士庞杂聚居,单凭亲缘和地缘关系难以形成更大范围的、稳定的互助群体,这时拥有共同的本土信仰就十分重要。
中新社记者:当前不少华人早已扎根海外,融入当地,城隍文化等民间信仰的意义是否有所演进?
郑土有:当前,民间信仰之于海外华人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民间信仰是海外华人与中华民族联结的重要纽带,例如城隍信仰、妈祖信仰等,每年都会有很多海外华人回到中国祭拜主庙。近年来我们国家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例如山西运城的关帝庙,每年都会通过活动吸引海外关帝信仰的华人前来祭拜。
第二,中国民间信仰随华人出海在异域生根后,会以华人为中心,在当地更大的社交圈中产生影响,并吸引其他族群的人加入。事实上,信仰关乎价值观,民间信仰在传播的同时,会慢慢对其他族群产生影响。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心相通”。相较于宏观意识形态的碰撞,这一在民间交往中形成的、以信仰认同为基础的交流会成为不同文明、文化之间彼此理解对话的渠道。
事实上,城隍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在海外,城隍信仰与当地信仰也在不断融合,在主体神及主要仪式之外,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从而可以为更多的当地人所接受。
中新社记者:中华传统民间信仰会在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海外华人中日渐式微吗?
郑土有:其实传统民间信仰在海外的年轻华人群体中反而比在国内年轻人中间更加兴盛和受欢迎。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百余年来,中国大陆秉持破除迷信、遵循现代科学的教育理念使传统信仰出现了代际断层,出海的传统信仰反而在当地华人之中得到了保留和继承,代代相传。每年从海外回国拜祭供奉城隍神等的群体中,会有很多青年人。
近二三十年来,中国提倡对传统文化加以重视和保护,特别是非遗保护的开展,对民间信仰文化做了很多考证和正名,这也唤起了近年来民间信仰的复兴。但纵观当前中国大陆的民间信仰文化活动,同质化现象较严重,不同的信仰文化尚没有突出自身特色,这也是需要思考改进的。(完)
受访者简介:
郑土有,男,1962年4月生,文艺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国家文旅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库成员、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郑土有长期从事民俗信仰、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