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一带一路”与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研讨会在京召开

        11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举行“2021年‘一带一路’与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研讨会。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室 和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安全按与外交研究室共同举办，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张国春、外交部亚洲司参赞张志新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机构的20余位国际关系学者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医学专家，围绕新冠疫情后“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大国关系、地区形势和卫生安全议题展开讨论。中国社科院张洁研究员、黄永光编审、肖河副研究员分别主持三个环节。

　　张国春指出，近年来，国际局势复杂多变，而中美博弈肯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国周边的所有问题，从朝鲜半岛到东南海、台湾、南海，再到东南亚、缅甸、印度和巴基斯坦等，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有美国。因此，中美关系问题也是多边安全问题，需要从整体把握。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刚认为，今年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审议的年头。拜登政府固化、深化了奥巴马时期开始谋划、特朗普时期初步试验的长期战略竞争，开启了美国全球战略和对华战略高度一体化的时代。中美的长期博弈才刚刚开始。但历史将会证明，地球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的影响，双方也有一些共识的基础。但是，当前中美关系正面清单太短，负面清单过长，即便是在很短的正面清单里，也缺乏能稳固双边关系不断改善向好的轨迹。中美在经贸、科技、军事等领域以及台湾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近日，美国提出打造“印太经济框架”，涉及贸易便利、数字经济、供应链弹性、清洁能源等方面，值得关注。

　　对于2021年中俄关系的特点以及中俄美关系的互动，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李勇慧研究员认为，中俄关系经受住了疫情的考验，两国关系在国家元首引领下，政治上相互支持，密切交流。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两国元首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条约》延期五年。该条约确定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条款用法律形式规定了国家交往的原则，这对于中俄深化战略协作具有重要意义。在经贸合作领域，疫情期间的两国经贸提质升级。除了战略大项目顺利进行外，两国还开辟新的合作领域，包括农业、金融、电子商务，还将在科技创新等领域加大投入力度；在人文合作领域，两国在历史问题，尤其在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上立场一致；在军事合作领域，两国在空天、陆地、海上都有密切的军事合作；在国际战略协作方面，两国在许多热点问题上持一致或基本相同的看法。

　　她认为，中俄关系发展主要驱动力来源于内部因素 ，中俄关系的外部驱动力有美国因素。美俄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不过由于拜登的第一要务是遏制中国，同时希望俄美关系是可控和可预测的，因此他希望两国至少进行有限的合作。普京则是实用主义者，既有强硬对抗理念，也有和西方改变关系的意识。俄罗斯在中美俄三角关系中当前处于相对舒适的区域，它是三角关系中的最大变量，将在中美之间寻求最大的平衡。对此背景下的中俄关系要有两点认识，一是俄罗斯要争取利益最大化。二是由于美国对普京的敌意无以复加，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至少普京在任期间，中俄关系将是比较稳定的。

　　对于岸田文雄当选首相后的日本政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吕耀东研究员指出，价值观外交和人权问题是岸田政府的对外关系重点。“安倍理念”依然对岸田政府有着重要影响，这表现在他积极倡导“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岸田政府力求向更高层次提升日美同盟关系，积极推进印太构想下的美日澳印“四国安全机制”军演机制化、常态化。尤其是再提所谓“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突破了中日四点原则共识的底线。虽然岸田文雄表示中日两国需要“对话”，但这更多是从日本利益出发，从所谓的人权问题和台海问题、钓鱼岛问题施压，要求中国做所谓的负责任国家。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需重温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回顾历史，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逻辑起点是“政经不分离”。近年来，种种迹象显示日本对华政策有搞政经分离的趋势，这一点需要高度重视。

　　中国现代院南亚所副所长楼春豪博士就中印安全竞争的泛化及其影响评估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印度对华安全竞争泛化的层面表现为四个方面：首先是领域层面，由政治安全向经济领域延展。印度政府把经济问题安全化，以“弹性供应链”搞所谓的对华产业脱钩。第二是地域层面，印度“以海制陆”思维越来越重。现在印度越来越觉得在陆上跟中国的较量、碰撞相对处于劣势，而优势是其在印度洋地区“态势感知”以及跟美、日、澳进行闭环式的海上安全合作。第三是互动层面，由双边走向多边，中印安全竞争的第三方因素越来越凸显，最典型的是美印安全合作。第四是手段层面，从传统手段向非传统手段过渡。印度通过介入巴基斯坦国内问题、干扰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等，对冲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中央党校樊吉社研究员讲述了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核扩散风险和地缘安全影响。美英澳核动力潜艇合作利用了国际防扩散机制的漏洞，即海军核动力反应堆所使用核材料可以免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这违背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宗旨和精神，带来核材料和核技术扩散的风险，也可能因此导致核动力潜艇进一步扩散。三国核潜艇合作中，地缘安全考虑超过了对核扩散的关切，体现出美国在防扩散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此种合作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军事战略调整、重构同盟关系的产物，发生在中美关系下行的背景之下，将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长远来看，澳大利亚此举也有损其自身利益，一则澳大利亚因“选边站队”致其丧失外交自主性和灵活性，二则美国推动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扮演“大副”角色，澳大利亚自身防务开支将大幅上升，但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回馈澳大利亚则极不确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李枏研究员重点谈论了朝鲜半岛局势。他认为，拜登对半岛政策有相当大的调整，其对朝政策服务于美国“联盟优先”的目标，在朝核问题上，美国强调与韩国和日本盟友沟通。在美韩同盟方面，今年拜登政府对韩国的政策，一是修补和重塑同盟，二是注意美韩间的高科技合作，三是加强美日韩三边的互动。目前，朝鲜半岛局势处于僵持阶段，美、韩、朝各说各话，一方的提议都得不到其他两方的积极回应，韩国选举开始后的美韩同盟未来发展值得关注。不仅如此，半岛形势同时还受到当前中美关系的大环境影响，由于担忧陷入所谓的“新冷战格局”，朝韩在积极筹备，也在致力于危机管控，由此可能出现新的朝韩互动的契机，从而构筑出和平机制。最后，半岛局势已跟台海局势密切相关。美国利用美日同盟不断影响台海局势，现亦在将美韩同盟与台海局势挂钩，值得高度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赵海博士分享了中美关系定义难题与战略争论问题。中美都在努力寻找适合定义中美关系根本性的一个词汇，而在历史上就长期存在这样的“定义困境”。由于战略分歧和各种利益差异，中美各届政府在认识和定义双边关系上都存在差异，如今困难愈发明显。通过最近的首脑对话，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美关系大致可以按照“管控竞争、和平共处”进行定义。在战略层面强调“修昔底德陷阱”的时代，重新使用“和平共处”一词意味着双方需要寻找到合适的方式，有效防控正面、直接冲突，尽量维持地区和世界和平。这是中美领导层在战略层面优先确认的整体关系出发点。下一步，中美在这一新定义指导下，会进行一系列具体的政策调整。中国需要发展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话语体系，来定义美国在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战略中的地位，避免历史上被美国抢先定义并让中国接受其所安排位置的“惯例”，以达到真正的中美平等、相互尊重。

　　北京大学翟崑教授从三个方面讲述了国际关系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八年知识形态战略演进和秩序改进。首先是国际关系知识形态“一带一路”的增长。“一带一路”自2013年提出以来，已成为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基准性实践，会对国际关系产生基本性、体系性、结构性的影响，并给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刺激。这个刺激体现为“一带一路”从现实成果转化为学术研究。第二个方面是中国内外融通发展战略的“一带一路”连接，也就是指国内和国际发展更紧密地连在一起。对“一带一路”八年进行总结的结果就是，中国内外融通发展战略更加有型。国际关系学界眼光开始向内，更关注国际战略的国内动力以及国内动力的外溢。最后是虽然我们一直强调经济合作倡议，但“一带一路”在创新整合过程中的各种合作形态引起了与西方的冲突。在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对我们旨在建立的国际秩序是否有优化的作用，是比较长远的时代命题。

　　中国人民大学王义桅教授主要提出了以下两点，首先“一带一路”的激励效应近些年不断提升，它改革了新自由主义，是对未来全球化发展模式的探索。全球化修正“脱虚向实”，美欧在国际和国内搞基建，欧盟提出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全球门户战略，都与一带一路”的刺激密切相关。第二，“一带一路”需要转型。全球化本身在转型，区域化合作安排成为重要形式，由强调战略对接转向强调机制对接，由强调互联互通转向更多强调数字化、绿色和健康的转型。另一方面，“一带一路”通过八年的发展，强调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本身也会经历一个过程。“一带一路”朝数字、绿色、健康丝绸之路三大亮点方向的转变，更多强调了视野全球化和人类生产生活模式、理念，包括能源结构的调整。另外，“一带一路”的转型也与中国发展逻辑的转型相关，如中国提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重症治疗科王广发主任医师从技术层面讲述了新冠疫情的走向和未来可能的对策。他认为，我们将来肯定面对持续的输入压力，甚至会出现更严重的疫情。当前，全球仍处于高水平的大流行阶段。北半球疫情频发，有季节性因素，也有德尔塔株的问题。同时，我们周边国家疫情比较严重，俄罗斯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中国北方的输入性病例，多和俄罗斯有关。疫苗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现有疫苗对德尔塔株的防护作用有所降低。未来我们还要和新冠疫情共存，国家还得采取“清零”策略。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条件的，中国现在每天的新发病例不到一百。待全球疫情降至低水平，证明定期接种疫苗可以维持高水平的保护作用并由此在国内产生较高水平的群体免疫，可考虑开放。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薛力研究员谈论了对新冠疫情的体会。第一，新冠病毒许多特征前所未见。第二，从历史上看，病毒经过迭代，毒性下降是普遍现象。黑死病、西班牙大流感、非典的最后消失，都不是人类战胜的，而是自然消失的。第三，预测明年上半年，全球大部分国家对防疫措施将可能会放开。明年下半年底，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对跨境流通将会放开。

　　在会议总结阶段，薛力研究员代表主办方作总结发言。他表示，许多发言是精心准备的，让受众受益匪浅。对于“一带一路”下一步如何推进，一个值得注意的征象是，在10月31日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具有发展优先、行动导向、互利共赢三个特征，并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深入对接。这个概念可能会被逐渐强化使用。（来源：光明网  供稿：中国社科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席寒婷，教授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