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78岁的美国布朗大学高级研究员傅立民(Charles Freeman)，担任过分管非洲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驻沙特大使，但他的外交履历更多还是与中国的“交集”。
1972年，傅立民作为首席翻译陪同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他将尼克松口中的“parallel”翻译成“殊途同归”，得到周恩来的赞扬。尼克松指着他对周恩来说，这将是未来的美国驻华大使。随后，傅立民在驻华公使任上参与了“三个联合公报”谈判、台海危机应对、“熊猫外交”开启，上世纪90年代又以国防部助理部长身份重启中美防务对话。
上世纪80年代初，傅立民是美国国务院极少数相信中国会坚持改革开放的官员。如今，在美国政府强调对华竞争时，他又指出美国很可能输掉与中国的“比赛”，并主张停止贸易战、增加对华接触，将重心放在提升美国自己的竞争力上。
对于傅立民近期关于中美关系的论述，5月11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听进去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有识之士的正义声音。”
傅立民近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访谈全文见于5月31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第997期。现将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记者：你最近在文章中认为，美国可能会输掉目前与中国的竞争，主张美国应继续保持对华接触政策。但在华盛顿，很多专业人士甚至传统的“知华派”人士，正从支持同中国接触转向支持与中国竞争。如今你在华盛顿是“少数派”吗？
傅立民：我显然是“少数派”。这并不特别困扰我，因为我觉得我是对的，其余人是错的。我知道我说的话在中国和美国听起来不一样。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将“与中国竞争”作为美中关系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应该做得很好，而不是犯下错误。
我们需要面对这样的事实：需要更多的投资，需要促进科技和经济发展，需要调整经济结构，使其在内部更具有竞争力。我们绝对不需要搞保护主义，因为那反而会降低经济效率。
但现在美国的大多数人的观点已经变了，大约90%的美国公众对中国持怀疑甚至敌对的态度，中国的情形也差不多，这是过去四五年总体趋势发展的一个顶峰。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幸的，因为我不认为两国民众真的“感知”到了对方，而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误解。
这叫“想象的镜像”：我们看着别人，但其实没有看到对方，而是看到了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共同的历史，面临不同的情境，自然有不同的观点，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想象我们在对方的位置上、按照自己的逻辑做出的行为。
记者：中国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知华派”学者的观点存在代际差异。你这代学者喜欢从历史背景和中国经典中理解中国政府的行为逻辑，但年轻一代更愿意从权力竞争的角度看中国。你的子女中就有年轻一代“知华派”中的杰出代表。你觉得两代美国“知华派”学者间存在这种差异吗？
傅立民：我的观点并非一成不变，但你提到的差异是自然存在的。我初次接触中国时，中国贫穷、脆弱、孤立。我目睹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国家变得强大，可以保护自己；经济发展取得成功；成为全球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我当年认识的中国已经不存在了。我明白中国是从哪里来的，走了多么远的路，我的看法自然与那些在中国富起来之后才接触中国的人不同。
了解中国的历史很重要。有时候我不同意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解读，但我同意，在大多数时候，中国满足于治理自己疆域内的事务，这种“疆域”来自于几千年间形成的自然边界。所以我认为中国不是穷兵黩武的国家，它和冷战中的苏联不同，和近代以来的日本、德国不同，甚至和英国不同。但我想，那些没有亲历过冷战的年轻人，对这种差异的认知可能不那么清楚。
总之我们双方都应该变得更成熟，少关注“面子”，多关注“里子”，多听取有意义的批评建议。
记者：拜登政府会听取你的建议吗？
傅立民：我认为不会。这和美国的国内政治有关。拜登面对着一个势均力敌的参议院和优势不大的众议院；他赢得了大选，但有将近一半民众没有选择他，甚至不接受选举结果。另一方面，美中关系问题在分裂的美国社会中存在广泛共识，拜登很难在这种情况下改善美中关系。
有没有可能改变，则取决于2022年中期选举。如果民主党人在参众两院取得更大优势，拜登会有更多的空间去改变政策。另外，当这些错误变得明显时——我觉得我们正在犯错误——会有改变的压力。像贸易保护主义这样有损美国经济的政策会受到质疑。
此外，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必须与中国进行合作的领域。比如，中国在空间领域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我们需要有共同的标准去处理太空垃圾、火箭残骸落点等事项。这需要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及其他太空活动参与国的共同合作。我想这会成为美中回到深化合作轨道的案例。
记者：所以从较长的周期来看，我们可以对中美关系保持乐观，但在2022年之前，拜登会继续特朗普的对华政策？
傅立民：我很遗憾，但情况就是这样。在大多数领域，这种政策伤害美国比伤害中国更甚。对中国而言，美中之间正在发生的“脱钩”可能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会让中国与西方世界使用的技术标准有所不同，中国可能因此在科技领域被西方世界孤立，当然也可能是西方世界被中国孤立。
有一个古老的笑话：英吉利海峡孤立了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但到底是英国被孤立了，还是欧洲被孤立了？我们不知道谁会被孤立。
有一个例外，军事对抗的伤害是双方都不可承受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管控局势升级的机制。在美国，有些人主张我们要明确承诺“保卫台湾”，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这将鼓励台湾人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我们应该鼓励他们为自己负责。他们需要意识到，台湾不是一条船，它紧挨着大陆且无法离开大陆。它的地缘位置决定了不论其实际地位如何，都必须和大陆保持良好关系。
记者：在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中，有没有哪些部分，是拜登会在短期之内有局部改变的？
傅立民：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可能会有改变，因为这显然伤害到了美国人自己，不管是农民还是产业人士。美国商界已经有很多批评的声音，反对延续特朗普时代的政策。
我猜测，随着时间推移，美中之间可能会重新就一些贸易问题进行谈判。拜登的贸易谈判代表戴琪对此有她自己的观点。我想她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不会延续特朗普的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戴琪就会去改变这些政策，关键在于美中之间拿什么来交换。
今天，中国实际上有能力回应一些当年被美方质疑的问题。比如知识产权在中国得到了更有力的保护，因为中国人自己也在大量创造智力成果，需要得到保护，所以政府、法律和司法系统已经改变了。这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达成新共识。虽然这些都算是小议题，美中关系必须这样一砖一瓦地重建，不能突然把它放到什么新框架中。
记者：关于民间往来，美国国会和白宫正在处理的另一件事是《无尽前沿法案》(升级版的名称叫《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它会进一步限制中美科研机构及人员的正常合作往来。这将对中美关系产生多大影响？
傅立民：《无尽前沿法案》有一些好的方面，它使美国回归了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政策，即政府大规模投资技术研发，然后由私营企业加以利用。我们看到，最近的成功案例是航天产业，政府在私人投资风险太大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前期投资，这是很好的模式，我很高兴地看到美国成为模范。事实上，中国的科技发展借鉴了这种模式，也取得了成功，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回归这种大规模投资呢？这是正确的。
但你提到的部分，完全是悲剧。至少从“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科技领域的领导者，取得这一地位的原因是开放，向外国人、外国先进理念及跨国科研合作开放。而现在美国正在限制这些活动，这是不对的。
诚然，美国之前的开放政策推动了中国的科技发展，但现在，当中国有了足够的科学技术人才、工程师和数学家，可以自己进行大规模科研创新时，我们却去切断与中方的科研联系，这是愚蠢的——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就是愚蠢的。
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拜登会考虑来自美国科学界的反对意见。美中双方现在都有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拜登必须回应这种担忧。现在需要的是找到一条“中庸之道”，以在科技开放与安全问题关切之间达成平衡。我认为我们将努力寻找这种平衡，希望能取得成功。
记者：在较短的时间内，中美关系能达到的最好状态是什么？
傅立民：我能期待的是，我们管控住了分歧，然后花一段时间重新思考我们将走向何方、我们的选择对双方都意味着什么。我不认为目前的分离趋势对任何一方有好处，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哪些是使我们相背而行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对方，而不是变得更少。我们将从这些关系的扩展中受益。总之，暂停一下，刷新关系。
我看到中国正在努力改善自己的教育体系，大力投资科技和商业环境，这是良性竞争的结果。竞争应该使竞争各方都变得更好，这是我们喜欢竞争的原因。但也有危险的恶性竞争，不是为了自己变得更好，而是为了伤害其他参与者。所以对于中国的发展，我希望美国进行良性、健康的竞争，提高自己的实力，也让中国做自己的事情，不要强加对方任何东西。（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记者：曹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