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已经进入第二周的尾声，关于本届大会能否达成新气候融资目标，成为外界关注的一大焦点。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美国未来的气候政策转变、全球气候行动未来的领导者等问题引发广泛讨论。
11月20日，新京报记者专访了意大利气候变化特使弗兰西斯科·科尔瓦鲁（Francesco Corvaro）。对于气候融资问题，科尔瓦鲁表示，尽管各方在资金数额和质量上存在显著分歧，整体谈判氛围仍然积极。他说，发展中国家呼吁获得更多公共资金，而发达国家则认为这些资金要求过高，无法仅依赖公共资金满足。尽管预计谈判将延续至周末后，科尔瓦鲁对达成共识持乐观态度。他强调，此次大会的成功将对未来国际气候谈判产生深远影响。
在谈及笼罩本届气候大会的地缘政治问题时，科尔瓦鲁指出，若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这将为中国和欧盟提供全球气候领导的机会。他表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绿色转型等领域有着突出表现，而欧洲也在积极推进能源转型、应对气候变化，中欧双方未来需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绿色转型。
意大利气候变化特使弗兰西斯科·科尔瓦鲁。新京报记者 谢莲 摄
新京报：COP29上最受关注的议题就是能否达成一个新的气候融资目标。目前，第二周谈判也快进入尾声，在气候融资方面进展如何？
科尔瓦鲁：昨天我们与COP29主席举行了会议，他说的是谈判仍在进行中。在新集体量化目标（NCQG）问题上，各方存在许多分歧——不仅仅是关于资金的数额，更重要的是关于资金的质量。发展中国家希望获得公共资金，以便进行低成本的特别投资，而发达国家则认为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资金数额非常高，无法仅靠公共资金来满足。因此，这方面的讨论非常激烈。
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可能达成共识——特别是在G20会议后。不过，我认为周五之前无法完成谈判，可能还需要多几天时间。但总体来看，我认为谈判是积极的。
新京报：所以你对达成NCQG持乐观态度？
科尔瓦鲁：是的，我对结果持乐观态度。各方都希望在本届大会上达成一致，因为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如果我们在此次COP中失败，将对未来的COP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对巴西的COP30。各方希望能构建一个新的NCQG框架，如果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未来的成功将变得更加困难。
新京报：你认为COP29可能不会在周五顺利闭幕，可能会延期几天？
科尔瓦鲁：我认为可能会有几天的延期。由于高级部长会议在星期一开始，而实际上谈判从星期二才真正展开。而谈判存在极大的政治性问题，经过多一些时间的讨论，各方有可能能够平复不同的立场。
新京报：你提到了关于气候资金的争议。另一个争议是，有一些发达国家认为中国也应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但中国实际上自2016年以来已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超过177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你对此有何看法？
科尔瓦鲁：中国确实在气候资金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问题是这笔资金不被算作全球气候融资，因为中国被视为发展中国家。这也是当前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中国、阿联酋、沙特等国家在能源转型方面做得很好，但这些国家的资金目前没有计入全球气候融资中，而这是发达国家所希望的。
新京报：除了气候融资问题外，全球碳市场、减缓与适应、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等也是COP29的焦点议题。在这些方面的谈判进展如何？
科尔瓦鲁：对于《巴黎协定》第六条也就是全球碳市场的讨论也有良好迹象，我认为最终可能在五年内实现。
适应与减缓的资金分配也是谈判中的一个焦点。历史上，减缓项目往往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支持，而适应项目的资金却相对较少。随着气候变化影响的逐渐显现，各国意识到提高气候适应能力同样关键。譬如，意大利在作为G7主席国期间推出了一个G7适应倡议，以促进公共资金用于适应项目。当前的谈判也正在努力尝试在两个领域之间建立更好的资金平衡，以增加对适应措施的投资。
关于透明度问题，各国需要在今年年底前提交双年度透明报告（BTR），以确保各国在减排和融资方面的承诺得到有效执行。许多国家在这一点上面临挑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可能缺乏必要的技术或资金来完成这些报告。因此，发达国家在帮助他们搭建透明度框架方面需要发挥更多作用。
关于国家自主贡献（NDC）的更新，各国需要在明年2月前提交新一轮NDC，我们希望各国能提交更具雄心的NDC。意大利目前正在努力制定新的NDC，但目前不确定何时会公布。
美国若退出，中欧应共同领导全球气候行动
新京报：今年COP29上，关于地缘政治问题的讨论也很多，尤其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再次当选。很多人担心特朗普再次上台后，美国的气候政策会发生转变。
科尔瓦鲁：是的，我们认为特朗普再次上台后，美国可能会退出《巴黎协定》。但我认为，这对于中国而言可能也是一个机会。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发展非常好，并且在整个能源转型领域也做得不错。如果美国决定退出，中国将成为全球气候行动的领导者。
与此同时，这可能会为中欧关系的发展提供机会。两者可以在气候意愿和技术共享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标杆。因此，中欧合作需要更加紧密，以填补可能出现的领导空白。
新京报：实际上，也有观点提出，如果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欧盟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气候融资。
科尔瓦鲁：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能性。欧洲希望支持能源转型和气候变化，因此可以考虑增加对NCQG的资金支持，但数量上不能太多，因为欧洲目前在经济上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例如，意大利正在通过财政平衡法寻找资源来减少国家债务，许多其他欧洲国家也面临同样的情况。
虽然欧洲在气候政策上积极努力，并且在可再生能源、绿色技术和国际谈判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要完全替代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是非常困难的。美国在资金、技术创新以及强大的市场影响力方面仍然具有重要优势。要想在美国退出后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各国需要加强合作，尤其是中欧之间的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
新京报：所以你认为，中国和欧洲会成为未来全球气候行动的领导者？
科尔瓦鲁：这是唯一的可能性。如果美国决定退出《巴黎协定》，那么只有欧洲和中国能够共同领导全球气候行动。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转型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在电动车和光伏产业方面。欧洲则在实施气候政策和推动绿色技术上具备丰富的经验。二者的合作可以作为全球气候行动的标杆，特别是在技术转让和融资方面。
新京报：但是，欧盟前段时间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为期五年的最终反补贴税，引发中方不满。你对此怎么看？
科尔瓦鲁：确实，欧盟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问题引发了广泛讨论。我不是外交官，但我相信，如果中国能在气候融资和能源转型领域担任领导角色，这将有助于在欧洲克服关税问题，因为欧洲希望在能源转型方面保持领导地位，但欧洲无法在没有中国支持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相反，与中国合作，在气候变化、能源转型方面达成共识，可以在商业层面上带来好处，也是双方都能受益的一件事情。
如果美国大规模开采油气，1.5摄氏度目标将难以实现
新京报：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如果美国真的退出《巴黎协定》，那么未来如何敦促美国继续采取有力的气候行动呢？
科尔瓦鲁：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气候变化是无国界的。如果未来温室气体的排放由美国自行决定，这将是整个世界面临的问题，但我对此没有任何答案。只能说，如果情况果真如此，1.5摄氏度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也不是很好，但仍有一定的可能性实现1.5摄氏度的目标。但如果美国选择大规模开采油气，这个目标就不太可能实现。
新京报：你刚提到了保持1.5摄氏度目标可实现的重要性。当前，国际社会需要采取哪些行动，才能让1.5摄氏度温控目标可实现？
科尔瓦鲁：我想以科学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1.5摄氏度的窗口正在关闭，我们只有非常短的时间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如果时间非常有限，我们就需要大幅度增加行动。譬如，我们需要尽快将可再生能源装机翻三倍，而不是等到2030年，我们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从技术角度出发推进能源转型。我们需要利用所有技术推进全球能源转型，而中国在这方面是个好例子，中国在大量增加可再生能源，同时在核能、生物燃料和氢能等领域也做得很好。因此，我们需要多样化投资，充分利用我们拥有的所有技术，减少排放，推进转型。这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出路。
（来源：《新京报》 记者 谢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