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侨网》：理清“创造新文化”与提高国际传播效能之间的逻辑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6月2日吹响了“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号角之后，从事对外传播工作的人士立马联想到：在推进“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中，我们的国际传播效能将会得到提升。毫无疑问，这样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那么，为什么“创造新文化”与提高国际传播效能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意大利《侨网》记者与长期从事这方面研究的首席评论员新塍之间的一次访谈，一定程度上或许可以把问题道明。

       记者：为什么“创造新文化”可以提高中国国际传播的效能？

       首席评论员：正确、完整的说法是，创造了“新文化”，并把“新文化”各条主线的体系建设好，可以全面提升中国文化的竞争力，国际传播的能级自然会得到提升。根据我们的分析、研判，我们将要创造的“新文化”，绝大部分属于全球公共文化，在西方国家的多元文化体系中可以找到相应的类别，这一类文化自带传播力，你即便不传播，人家也会关注你，他们会根据你的发展动向、发展水平不断调整自己的发展理论和目标值。由于这一类文化与不同的经济门类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具有强大的竞争属性。

       记者：怎么样理解“新文化”自带传播力？

       首席评论员：举个例子。在日本，隶属于娱乐文化体系的“动漫文化”，又自成体系。受众看到的“动漫文化”是以各类作品的形式呈现的，看不到的是动漫这个行业的主管部门（也可以是一般财团法人性质的专业协会）为这个文化精心制定的理论体系、发展纲要，并且不断根据外部形势的变化进行修订，以确保这个文化发展的路径是最科学的。受众接受并喜欢它的作品（比如《名侦探柯南》和《灌篮高手》），就是接受了它的文化，也就是说，作品或产品是这一类文化发展成果的结晶。

       我们经常强调，以足球文化为主体的体育文化是全球最大的公共文化，这类文化自带强大的传播力。举这方面的例子比较容易，在英超联赛托特纳姆热刺队效力的孙兴慜几乎承载了半个韩国的国家形象，至少在英伦三岛是这样，其实，孙兴慜的影响空间远不止英伦三岛和欧洲。大家可能还记得韩国队来深圳与中国队踢那场最重要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看台上不少年轻的中国球迷高举韩国国旗为韩国队加油，这一幕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孙兴慜托起的足球文化有关，所以，我们不要简单地指责我们的年轻球迷不爱国。我特别提醒有关方面，当日本足球征服欧洲、征服世界之时，也一定能够征服一部分中国球迷，我们要有思想准备，要有预案。我也反复强调，我们在观察日本足球的同时，一定要研究它背后严密、规整的足球文化体系。

       你有没有发现，改革开放以来，进入我们国家的外来文化基本上都不是他们的民族文化，而是具有行业文化性质的，可以决定产业发展高度的全球公共文化，这些文化面上与意识形态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但却对一代人审美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产生决定性作用。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唯一的选项是你也要有这一类的文化，并且发展到一定的高度，这样，你才有资格以“文化自信”的名义告诉我们的孩子：请你关注我们自己的文化，因为我们是“文化自信自强”的一代。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完整的“新文化”体系更能展示一个国家的整体形象？

       首席评论员：这是肯定的，这些文化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具有单一民族文化的属性，能够被世界各国接受，所以，你的发展水平越高，竞争力和话语权就越强，我可以举很多例子，但每每举这方面的例子，就会有“崇洋媚外”之嫌，让人觉得与“文化自信”背道而驰。虽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个成语出现的时间已经大过我们的年纪，但今天的中国，不是所有人都真正愿意去汲取、消化他国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然后进行本土化改造。

       有人讲中华文化走不出去，这种观点的存在，本身就受到了文化格局的制约。“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从文化的多样性来分析，这样的观点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你想把民族文化改造成为全球公共文化，那我们就要有“民族的不一定是世界的”这样的文化觉醒。已经实现文化现代化和推行国家文化治理的邻居日本，它也想让自己的那些标志性文化成为全球公共文化，但是，在实践中它得出结论，像和服这样的民族服饰不能与西方时尚文化结合，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的特性，不能被西方改变。所以，它另辟捷径，创造了“JK服饰文化”系列，它不仅成了本国时尚文化创新发展的标志性战略成果，而且，在几乎没有进行主动传播的情况下，它已经深度影响东亚、东南亚整个汉语文化圈。我的理解是，我们今天讲“创造新文化”，对内是要引领年轻一代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对外就是要全面提升国家形象，提高国家文化的竞争力，特别要提升文化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而且，能够引领好“一带一路”建设，支撑起人类共同价值观。

       记者：理清“创造新文化”与提高中国国际传播效能的关系，是否可以对我们今天的国际传播工作带来一些启示？

       首席评论员：我们不要试图把所有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属性的文化向全世界传播，并且都把它们改造、发展成为全球公共文化，那样不现实，也有违于文化多样性的原则。在中医药文化、中餐文化、武术文化、春节文化等重点领域不断提升传播质量，让这些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改变老外的审美观和生活方式，就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大战略成果。当然，我们引以为豪的茶文化、丝绸文化、传统音乐文化、汉服和旗袍文化，也要持续高质量走出去。但是，我们必须始终明白，这些门类的文化基本上是不带传播力的，不要试图让这些文化成为老外的主流文化。如果对这样的问题认识不到位，就无法做到精准施策。

       记者：“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中，我们的国际传播是需要同步跟进的，对吧？

       首席评论员：“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中，成果会不断涌现，这些成果就是国际传播的重要内容。我们所指的“新文化”，不少其实早已经以碎片化的形态存在，只不过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他们从碎片化向体系化发展，这也是“创造新文化”的一种形式。比如说，隶属于娱乐文化体系的“影视文化”分支体系，我们就是要以体系化建设的成果提升竞争力，支撑这个体系源源不断地诞生这个时代需要的，可以引领时代进步的前沿题材作品。比方说，我们现在需要大量“一带一路”建设题材的影视作品去衬托这一造福全人类的工程，如果“影视文化”不成体系，那就很难精准聚焦到这个层级的国家上去。从“为人民服务”到“为大局服务”，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当然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创作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但更要创作与国家战略相匹配的作品，因为这一类作品是要去国际上进行传播的。

       结语：提高“创造新文化”与提高国际传播效能之间粘合度，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意大利《侨网》记者 洛伦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