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1.7万座岛屿的国家，理解“海上丝绸之路

       历史上，从今天印尼首都雅加达所在的爪哇岛上兴起的强大王国三佛齐和满者伯夷曾号称东南亚“第一”。但在更多时候，地理概念上的印度尼西亚是商人眼中风平浪静的目的地，传教者和平布道的乐土，以及欧洲殖民者眼中“可以种植任何外来物种”的富矿。

　　印尼有1.7万座岛屿，其中8000座岛上居住着来自300多个民族、说着700多种不同语言的2.4亿印尼人。来客们往往有一种共同印象：这是群岛上林立的王国和部落，而不是一个国家。直到78年前，“统一的印度尼西亚”，杂糅着建国者们多样的信仰和理想，出现在第三世界兴起的浪潮中。它几乎立刻成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之一，并在之后半个多世纪中不断获得新头衔。

　　如今的印尼，已经是东南亚第一人口和经济大国，“二十国集团”(G20)的成员，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以及全球人口第四大国。从国际关系的常规维度考量，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大国。但当观察者走进它，却又感到困惑和着迷。一位久居印尼的外来研究者解释道：“你所面对的是一个看似支离破碎、随机波动的结构，看起来随时可能变幻，但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

　　绵延5500公里、看似破碎的群岛，如何连缀成一个整体？荷兰殖民的最后半个世纪，数百个族群如何在短时间内形成自我认同，又进而迅速汇集为“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变幻莫测的海洋和群岛，又如何重塑这个新生的国家？

　　海洋

　　印尼古国三佛齐和满者伯夷前后五百年的东南亚称霸史，源自一次印度人的旅行。公元5世纪左右，有印度教祭司和婆罗门到访西爪哇的印尼人聚落。那时这里刚形成奴隶制国家的雏形。客人们为首领讲述了他闻所未闻的故事：印度宫廷的奢华，王权的神圣，还有种姓和等级。然后，或许是客人提出，或许是主人自己想到：既然印度国王是神的化身，印尼国王为何不是呢？

　　出土文物显示，国王召集身边的织工、木工、石匠与金匠，按照印度客人的描述打造出爪哇岛上第一个“印度化”王国，紧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直到公元7世纪，中国高僧义净到三佛齐求经，一个使用梵语的庞大印度教-佛教王朝得到域外的注目。

　　不久之后，相似的故事再度上演。最迟到公元10世纪，阿拉伯商人已在群岛的多处港口扎根。当时的波斯地理学家伊本·法吉赫写道，这里是最国际化的所在，甚至有同时能说汉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鹦鹉。那时的马来人和爪哇人，只有很少一部分因异族通婚等原因皈依了穆斯林。

　　法吉赫没有预料到，13到16世纪，这里将出现大规模的皈依。三百多年间，印度教-佛教王国都成为苏丹国，连“印度化”未能触及的苏拉威西岛也概莫能外。和印度文明席卷时相同，这次文明更替总体上也是和平的。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早期研究更关注外部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教运动的影响。1453年，奥斯曼帝国占领东罗马帝国最后的都城君士坦丁堡，标志着世界政治格局的转变，伊斯兰教被推广到南亚、非洲，印尼受到影响并不令人意外。作为“穆斯林世界保卫者”，奥斯曼还积极向印尼诸苏丹国提供武器对抗欧洲殖民者。

　　近年来，人们发现了更多的“本地因素”：随着政治格局变化，商业世界也在改变，印尼从中国-印度间的贸易中转中心，变为中国-阿拉伯世界的中间点。伊斯兰化后，群岛成为阿拉伯商人的不二选择。这是一种关乎实用主义的解读：聪明的印尼人总能拥抱海洋带来的利益。

　　讲述海洋对印尼影响最清晰的方式，是梳理航道。以今日印尼首都雅加达所在的人口最多的爪哇岛为中心，东侧紧挨着旅游胜地巴厘岛；以西是和马来西亚、新加坡相望的苏门答腊岛，中间隔着马六甲海峡；北部的爪哇海对岸是旧称“婆罗洲”的加里曼丹岛；南方则是浩瀚的印度洋。

　　马六甲海峡并非从印度洋进入亚太地区的唯一通道。由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进入爪哇海，再穿过加里曼丹岛与其东侧苏拉威西岛之间的望加锡海峡，就进入了太平洋。不过，巽他海峡浅窄浪急，因此又有了第三条路：从巴厘岛和其东方的努沙登加拉群岛之间的龙目海峡进入爪哇海。

　　龙目海峡的最浅处是马六甲海峡最浅处的十倍深，因此成为大型油轮的黄金水道。也有一些货轮进入爪哇海后向苏拉威西岛更东方驶去，那里的马鲁古群岛有一个因其物产而获得的古名：香料群岛。“香料群岛”再向东，就是印尼最东头的巴布亚岛。

　　航道中最著名的还是马六甲海峡。与连结印度洋、大西洋的“泪之门”曼德海峡不同，马六甲海峡位于赤道无风带，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安全的路段。对在海上经历九死一生到来的印度、中国、阿拉伯水手来说，这里是世外桃源。

　　今天，由于地质矿产多样，印尼不同岛屿间的自然资源利益差异巨大。但在农林渔牧时代，大多数岛屿都享受了热带雨林气候的丰饶馈赠。这里出产一等一的香料、稻米和水果。柚子走上全世界食客的餐桌，经历了从印尼到印度，由印度到欧洲，再由欧洲到美洲的漫长旅程。

　　自然，也有传入这里的外来作物：橡胶，油棕、咖啡、茶叶，乃至鸦片。

　　源源不断的物产和贸易，让航道沿线的一些岛民平和而容易满足。直到本世纪，一位印尼省长还如此形容油棕种植的三大好处：第一，外界对油棕的需求无穷无尽，永远不愁卖；第二，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油棕，一生就只需要专注于自己的生意；第三，油棕每月只需要照料两次，其他时候可以无所事事地晒太阳。

　　与其说印尼人温和地接受了外来文明一次又一次的“入侵”，不如说他们平和地将海洋带来的新文明和这片土地的气质相融合。今天，虽然人口中88%是穆斯林，但群岛六大宗教“小杂居”的景象依然普遍。哈桑丁大学社会学系给出的一个样本显示，一个4000人村庄中有16名基督徒、40名佛教徒，他们和穆斯林和平共处，礼拜场所还“挨得很近”。宗教冲突依然存在，但每场冲突背后都有另外的经济和政治因素。

　　或许更重要的是，不同时代漂洋而来的文明都得以幸存，最终层垒成独特的景观。印尼独立后的第一代艺术家艾哈迈德·萨达利曾在生前未完成的手稿中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一种艺术具有中国古典绘画那样鲜明的特征，其中衍生出的民族身份是自然的。但如果缺乏这种特征，民族性是否真的存在呢？

　　印尼历史中，外来文明不断洗刷同一片群岛，也不断引起人们的疑问：印尼的独特之处到底在哪里？“死的文物”是国家博物馆里的印度教造像和可以上溯到中国汉代的陶瓷。但“活的文物”是零散在爪哇岛、巴厘岛各处的印度教神庙雕刻，它们直到上个世纪仍得到更新，凶狠的金翅鸟浮雕和后人刻画的印尼花卉、服饰及自行车、飞机同处一壁。

　　中国文化在印尼也有种种奇遇。日惹的爪哇宫廷图书馆中保存着《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爪哇语、巴厘岛语、马来语等语种翻译手稿。这段爱情传奇经华人之口，以文章、诗歌、戏剧的多种方式在群岛间流传，19世纪又成为最早被用爪哇语印刷、被爪哇语报纸连载的中国故事。

　　保存至今的相关手稿中，最有趣的一份是将爪哇语翻译的《朱子家训》和梁祝故事抄在一起。印尼学者认为这是一份为土著化的华人女性编撰的手册。

　　散落在爪哇岛各处不断更新的印度神庙雕刻，承自中国的乐器、医术和爱情传奇，脱胎于马来语又深受荷兰发音影响的印尼语，巴厘岛延续至今的印度教“冥想日”，还有雅加达街头混杂殖民地和南亚风的建筑……当来自这些文明的客人看到这一切，不能不发出印度诗人泰戈尔1927年访问印尼时的感慨：在这里“我到处都能看到印度，却认不出它”。

　　这就是印尼。

　　群岛

　　1669年6月，荷兰海军上将斯皮尔曼率领三艘荷兰东印度公司武装商船，沿着杰尼贝朗河接近苏拉威西岛最大的都会，戈瓦苏丹国首府望加锡。小口径舰炮的炮弹打在河口坚固的松巴欧普要塞上，几乎造不成伤害。自从被荷兰人称为“印尼雄鸡”的戈瓦苏丹哈桑丁拒绝和东印度公司合作垄断香料航道，这座要塞已不止一次击退荷兰人对望加锡的进攻。

　　不过，攻击受挫的斯皮尔曼并不担心。他在等待布吉斯人领袖阿隆·帕拉卡和他的八千土著士兵。连续一周的暴雨没能阻止布吉斯士兵的攻势，他们最终进入了要塞。斯皮尔曼迅速将之夷为废墟。

　　望加锡之战被荷兰殖民者视为征服印尼过程中最艰难的一役。决定战场胜负的并非东印度公司舰队，而是与戈瓦苏丹为敌的布吉斯人。阿隆·帕拉卡成为南苏拉威西新的统治者，直到200年后，由于不愿从“盟友”沦为荷兰人的附庸，他建立的王国和苏拉威西岛上的其他几个残存政权，在荷兰军队的又一次远征中被吞并。

　　破碎的群岛，分裂的族群，是16世纪荷兰商船到达群岛后最重要的“发现”。印尼并非无法对抗坚船利炮的“新大陆”，奥斯曼帝国和葡萄牙商人早就送来了火炮。然而，这里缺失的是“现代国家”。

　　按照荷兰东南亚史学家格里·范克林肯的说法，当时零散的各岛屿王国中，官僚程度最高的是伊斯兰教的中心亚齐。这也是最后一个被荷兰殖民者终结的苏丹国。但在苏门答腊岛西北的山林滩涂间，亚齐苏丹只是一个被遥奉的统治者，实际影响不过都城周边。由于首都班达亚齐并非沿海地带，苏丹甚至掌握不了港口丰厚的税收。

　　群岛在统一国家的形成上“落后”于大陆，可能是一种宿命。考古发现显示，早在公元前一万年先民部落诞生之初，印尼就存在多个互相独立的文化，可以通过西部岛屿的方形石器和东部群岛的圆形石器进行粗略区分。

　　如果生在大陆，他们将很快交融为一个文明。但海面上早早到来了域外商人。和中国、印度、阿拉伯、欧洲世界的连结，模糊了居民对“本土”的认同，更弱化了岛屿间的相互作用。三佛齐和满者伯夷是让所有群岛臣服的大国，但当他们陷入衰落，缩回爪哇岛本土是历代国王的选择。

　　于是，荷兰人找到了各个击破的办法。从17世纪到19世纪，他们的殖民扩张并不迅速，很长一段时间真正占领的只是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但他们总能找到新盟友，一起为航道或资源对其他王国开战，直到扩张的需要使盟友成为下一个征服对象。通过和各个苏丹签订不平等条约，荷兰人远征森林部落。最终，殖民者拼凑出了“荷属东印度群岛”，也为各个族群寻找统一的国家认同指明了方向。

　　有研究认为，爪哇文化的兴盛，正是爪哇宫廷在被殖民统治时期通过礼仪、语言和传说支撑自身神圣权力的结果。大规模的识字运动在群岛间展开，爪哇语而非阿拉伯语被用来教授正统的伊斯兰教知识。活跃于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的宗教学家KH 艾哈迈德·里发伊用马来语和爪哇语写作，经常借传教指责殖民当局。

　　“外岛”(爪哇岛之外的岛屿)的民族认同产生，则经历了从“被区分”到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18世纪末，东印度公司解散，群岛被收归“国有”，成为荷兰政府“简单榨取资源”的工具。1900年到1915年，东南亚种植园橡胶产量的全球占比，从1%提升至68%。

　　也是从经济利益出发，为了降低殖民成本，荷兰政府采取“间接统治”方式：孤立旧苏丹和王室，扶持旧贵族及特定族群成为政治、经济和宗教的中间阶层。范克林肯指出，表面上看，分而治之行之有效：制造了族群矛盾，让失去群众基础的中间阶层更靠近荷兰统治者。但与此同时，采用间接统治而非现代治理方式，让群岛的现代国家建设“至少推后百年”，更为印尼独立后的种族矛盾与冲突埋下祸根。

　　海洋毕竟是相通的。欧洲革命思潮，三十年战争后“主权国家”概念兴起，以及荷兰自身不断衰落……多重因素叠加之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荷属东印度群岛政府上升为拥有独立行政、财政乃至部分外交权限的“准国家”。1905年，印尼划分省份，殖民者终于开始在所有主要岛屿尝试“现代治理”。

　　受影响最剧烈的是殖民地官员口中“事实上的无国籍人”，比如达雅克人。他们的部落散落在加里曼丹岛西部山地，不像沿海的马来人那样与外界保持接触。他们只知道远方有更高的“王”，向对方致敬会收获赏赐和头衔。

　　1894年，荷兰殖民者将西加里曼丹未开发地区的近千名达雅克长老召集到一起。这是部落领袖们历史上第一次聚首。他们在两个月的会期内一次性解决了延续百年乃至更久的部落仇杀，在“和解盛宴”上发誓团结一心接受荷兰人统治。随后，在森林坡地分散定居的达雅克农民被集中安置在新建的村落中。为了征税，他们的人数和土地第一次被正式测量统计，村镇和城市间修路通车。

　　面对新生活，聚在一起的达雅克人私下口口相传历史上反抗外族的传奇故事。领导他们斗争的则是被荷兰人送进学校的达雅克长老子弟。今天被称为“达雅克之父”的豪斯曼·巴博，毕业于基督教教会学校，在公务员生涯中官至“区长”，这是土著政治人物能达到的最高官职。他因为和穆斯林女性结婚被解雇，随即投身唤醒民族意识的运动。荷兰人发现，他们已经无法控制“先富起来”的达雅克城市阶级。当他们拒绝为达雅克人提供中等教育时，巴博牵头自建了一所中学。

　　更大范围的自我启蒙在群岛各处展开。引入拉丁字符书写的马来语(即后来的印尼语)，成为使用统一文字后的印尼文学的开端。从苏门答腊、爪哇到加里曼丹、苏拉威西，接受教育的年轻人像祖辈传唱“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一样传阅着“通俗文学委员会”收集的本土故事，或“大众文学局”出版的新小说。

　　小说的内容大同小异：习惯法和年轻人欲望之间的矛盾；强迫婚姻造成的悲剧；西式教育引发的代际冲突……人们发现，虽然身处不同的岛屿，说着不同的“方言”，但在印尼语文学中，一代人的苦闷和彷徨是相通的。

　　1928年10月28日，第二届全印尼青年大会在雅加达一处学生宿舍中悄然举行。会议最后，年轻的诗人、记者、学生、革命者，未来的总理、部长、政治犯和死刑犯，通过了一份简短的誓言：“我们，印度尼西亚的儿女，只承认一个祖国——印度尼西亚；一个民族——印度尼西亚族；一种统一的语言——印度尼西亚语。”

　　国家

　　1949年12月，随着荷兰政府最后的军事干预行动宣告失败，48岁的前工程师苏加诺成为统一的印尼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统。新政府上任后的首要任务之一是更名命名。总督府变为独立宫，印尼第一所大学则以满者伯夷最伟大的领导人加查马达来冠名。

　　革命生涯中，苏加诺吸收并使用了穆罕默德·亚明的反殖民史学，由此将“作为整体的印尼”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很久以前的辉煌岁月，当下的殖民黑暗，以及未来的光明前路。这个叙事中，富饶的过去和光明的未来相互联结。满者伯夷和加查马达能最直观地展现未来的“光明”，并让各岛民众对新生的统一国家产生“大国期待”。

　　但与此同时，新政府也自然陷入爪哇岛中心和外岛“臣民”的不对等关系和征服逻辑。在亚明的理论里，满者伯夷鼎盛期的疆域包括荷属东印度群岛、马来半岛、完整的加里曼丹、东帝汶和巴布亚等。1949年独立谈判期间，印尼代表曾和荷兰达成协议，将基督教信徒占多数的巴布亚排除在印尼边界之外。但1959年，在建国初期的内乱基本得到平息后，出兵收回巴布亚，成为苏加诺在内阁就职演说中提出的三大目标之一。

　　反殖民浪潮中，苏加诺的行动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1962年，荷兰将西巴布亚交给印度尼西亚。次年，他开始第二阶段行动：向加里曼丹岛北部的马来西亚领土展开武装渗透。他同样抓住了意识形态背景，指责当时处于反共政府统治下、由美国支持的马来西亚是“新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然而，在马来西亚看来，新独立的印尼既是反殖民和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同时又“开疆扩土”，自相矛盾。

　　群岛的殖民时代虽然结束，但殖民的“遗产”不会自然消除。多元文明的统一在一开始就受到挑战。讨论潘查希拉(建国五大原则)时，激进的穆斯林革命者曾要求将第一条“信奉独一无二的神明”明确为以伊斯兰教为国教。苏加诺抵制了这一观点：他本人就是跨宗教婚姻的后代，母亲是印度教徒，苏加诺的名字则来自他的穆斯林父亲最喜爱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

　　苏加诺无法解决的，是殖民时代分而治之留下的阶层鸿沟造成了新的文明冲突。新政府的领导者是接受过荷兰教育又笃信《青年誓言》的知识分子，身处远离农村及城中村的“大都会飞地”。然而，大多数印尼民众只熟悉自己的方言，不到5%的城市中产阶级以印尼语为母语。用印尼式的语言描绘，政府“像社会海洋中自我隔绝的孤岛”。

　　1965年政变后上台的军人强权总统苏哈托使矛盾进一步恶化。他终止了精英阶层原本还在进行的关于国家和民族理念的讨论，合并了所有伊斯兰政党，将潘查希拉确认为“新秩序”时期唯一的意识形态。1980年，一批宗教精英公开批评苏哈托定义下的潘查希拉不过是“忠于总统”。苏哈托强硬镇压了请愿，一如他“清理”印尼共产党人、工会和其他反对派。

　　和同一时期东南亚及拉丁美洲的其他右翼政权一样，苏哈托试图以高压下的经济发展奠定新国家的基础。不能否认的是，印尼工业“新秩序”前期高速发展，“外岛”也得到了中央政府更多的资金支持，超过360万人从爪哇岛迁出。十年时间里，西加里曼丹的工人数量增长了50%。新移民和新工人，最终成为苏哈托政权的“掘墓人”。

　　但是，“新秩序”本质上是否是一种国家愿景？被誉为“最杰出的印尼学家之一”的哈罗德·克劳奇指出，在“新秩序”中，精英们专注于分配“战利品”。利益交换延伸到群岛的每一个角落，塑造了延续至今的小费和中介文化。看似平静的表象下，一旦经济增长失速，政权崩溃就是人们宣泄的出口。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苏哈托政府十年前全面开放的金融市场，让印尼更快融入全球化进程，中产阶级享受更多红利，但也就此遭受最严重的冲击：国内生产总值(GDP)暴跌13%，实体经济就此一蹶不振，走向罕见的“去工业化进程”。16家银行资不抵债，挤兑风潮在1997年11月爆发。次年5月，又一场血腥的骚乱中，政治盟友和军队全面转向，迫使苏哈托结束了32年的总统生涯。

　　航空工程师出身的副总统哈比比接任总统，任命技术官僚而非亲信挽救经济。外界感到，时代或许真要变了。1999年到2002年，印尼国会密集通过四次宪法修正案，组建宪法法院、选举委员会、国家审计委员会等独立机构，通过比例议席保证少数群体在议会的代表地位。

　　但是，“新秩序”高压下的潘多拉魔盒已经被打开：东帝汶独立运动，亚齐分裂运动，马鲁古战争……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统计称，1996年到2002年，印尼发生的暴力冲突至少夺走了1.9万人的生命。

　　苏门答腊北部的亚齐分离势力最具代表性。作为伊斯兰教最早传入印尼之地，以及荷兰殖民者最晚征服之地，“自由亚齐运动”认为，亚齐从未被荷兰人击败，因此保留住了主权，无须对“继承殖民者”的印尼政府效忠。这场内战最终因为来自海洋的意外灾难而终结：2004年，亚齐成为印度洋大海啸中受灾最重的地区。次年，政府军和分离武装全面停战和解。

　　面对群岛再次分裂的危机，“一刀切”的解决方案在2001年被提出：中央政府除外交、国防、宗教、财政之外的权力一律下放给地方政府。事实上，上世纪40年代的独立斗争期间，权力下放和区域自治就是政府的既定方针，只是在建国初期的分离动荡之后被苏加诺收回，如今却因为相似的危机被重新提起，且在宗教和财政上亦有一定让渡。2009年，亚齐议会通过法令，亚齐成为印尼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实行伊斯兰教法的省区。

　　然而，改革也造成新的问题。权力下放导致中央行政效率降低，是最近20年雅加达政策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印尼媒体将一些滥用权力劫夺资源的地方官员称为“小苏哈托”。在基础设施和基本福利等方面，自然资源丰富的岛屿和省区，与资源贫乏的地区拉开了差距。2012年，各省最低工资标准间的极值差距将近一倍。

　　为印尼带来财富、繁荣、灾难、战争及一切的海洋，如今又成为贫困人口远渡寻找生存机会的通道。统计显示，约450万印尼人在海外务工，不少人系伪造文件出国。排名第一的目的地，就是苏加诺曾试图对抗的马来西亚。

　　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海洋和群岛似乎将再次重塑这个国家。近2000万印尼人生活在海拔两米以下的岛屿和海岸，未来可能因每年上升8毫米的海平面失去家园。如何应对“变脸”的丰饶之海，是每个海洋国家都要面临的考验。

　　而印尼，首当其冲。（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35期）记者：曹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