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杨孝容：重庆缙云山何以成为“人间佛教”肇始地？

       中新社重庆12月20日电 题：重庆缙云山何以成为“人间佛教”肇始地？

　　——专访重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孝容

　　中新社记者 刘相琳

　　常言道“不负蜀中好山水，大峨眉又小峨眉”，小峨眉指的就是重庆缙云山，民国时期这里何以成为中国佛教教育中心？其对整个中国佛教产生哪些影响？缙云山凭何成为“人间佛教”的肇始地，甚至吸引海外佛教信众远渡重洋前来此地朝拜？重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孝容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深度解析。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重庆缙云山素以自然风光闻名，民国时期何以成为中国佛教教育中心？

　　杨孝容：太虚大师早年弘化欧美，有创办世界佛学苑之意，欲分汉藏、华日、华梵、华欧四院作教理研究，1930年汉藏院尚未创设。是年秋，大师应川渝佛教界之请前来弘化，听闻当地军政首脑刘湘为解决边政问题准备派汉僧进藏游学，大师决定在川渝办汉藏教理院，可纳入世界佛学苑序列，聘请汉藏讲师，招藏汉青年研习佛学，促进汉藏文化乃至中外文化沟通交流。

　　经多方踏勘，重庆境内，缙云寺所在缙云山环境清幽，适合办学，遂以缙云寺为汉藏教理院院址，并在1932年8月21日举办典礼正式开学，太虚大师本人出任院长，刘湘为名誉院长，院董会同期成立，潘文华等为常务院董。

　　汉藏教理院随即成为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第一座汉藏并设、显密兼习的新型佛学院。此后近二十年，该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带动各地兴办佛教学校。如四川合江法王学院、重庆开县大觉佛学院、贵州平坝高峰佛学院等，都是汉藏教理院师生所办，还有部分是以该院分院的名义办学，其教育理念、培养模式也多依照汉藏教理院进行。时人曾言：汉藏教理院变成了中国的“法师制造厂”，各地都有该院师生的足迹。中国的僧教育机构里，汉藏教理院成为必不可少的一家，甚至有许多佛学院，上自院长，下至学监，都出自该院。

　　中新社记者：重庆汉藏教理院对中国佛教教育有何影响？

　　杨孝容：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太虚大师的许多佛化事业均陷入停顿，汉藏教理院是在此期间唯一持续办学且连续办学时间最长的学校，也是太虚大师用心最深的一所学校。抗战期间，太虚大师曾驻山数年，直接经手汉藏教理院院务，组织暑期训练营，举办佛教研学，还为学生授课。汉藏教理院地处抗战大后方，在当时聚集了众多优秀的师资人才，现代佛教教育体系得以在此日趋完善起来。

　　汉藏教理院承担着沟通汉藏文化、培养佛学人才、佛教改革复兴、振兴中华佛教等多重使命，对中国佛教教育多有影响。如1956年创办中国佛学院时，原曾多年担任汉藏教理院代院长、院长的法尊法师，即先后担任该院副院长、院长。此外还有正果、观空、尘空、巨赞、叶均、虞愚等原汉院师生曾在中国佛学院担任教职或领导工作，或参与教材编写，在教学研究、管理方式、教育模式等方面都对汉院有所借鉴，为新中国培养了一些佛教人才。改革开放后各地兴办佛学院，同样沿用了类似的教学理念和模式。这方面又以川渝受汉院恩惠最深。

　　中新社记者：汉藏教理院留下了什么文化遗产？其所在的缙云山对整个佛教的意义何在？

　　杨孝容：汉藏教理院以“研究汉藏佛理，融洽中华民族；发扬汉藏佛教，增进世界和平”为宗旨，其在汉藏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方面的贡献广为人知；同时需强调的是，太虚大师提出并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也是在这里成熟并得以传扬和践行。所以我们说，缙云山可谓是人间佛教的肇始地。

　　抗战期间，太虚大师主导的中国佛学会与《海潮音》杂志社也先后迁到重庆。在渝期间，中国佛学会大多依托缙云山上的汉藏教理院展开活动。《海潮音》也有几年在汉藏教理院办刊。

　　1938年到1945年，太虚大师在汉院开设“真现实论”“中国佛学”“法性空慧学概论”等课程，均由听课的师生整理后在《海潮音》发表。而“真现实论”等课程正是太虚大师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思想的理论基础。课程的记录整理者，如法舫、正果、惟贤、演培、妙钦、续明等，后来在海内外均扛起了继承传扬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旗帜。

　　此外，太虚大师还在这期间写过《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等与“人间佛教”相关的文章、亦曾进行“今菩萨行”等演讲，同样都在《海潮音》发表。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的完善成熟，则以1945年由汉院师生编辑、海潮音杂志社出版的《人生佛教》一书为标志；1946年底，该书又出了修订的第二版。1947年3月7日，在太虚大师圆寂前十天，将新出版的《人生佛教》修订本交予赵朴初居士。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说“人间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例证？

　　杨孝容：当前的“佛教中国化”，具体来看就是：政治上要自觉认同，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发挥正向作用；文化上要自觉融合，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好佛典诠释，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社会中要自觉适应，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做到这三点，佛教在现代社会才能真正完成中国化。

　　佛教中国化，就是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与“人间佛教”奉行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一致。所以说，“人间佛教”就是当今时代佛教中国化的具体例证。这也是汉藏教理院留下最有价值、最具现实意义的文化遗产。

　　中新社记者：缙云山汉藏教理院及“人间佛教”在海外影响如何？

　　杨孝容：最直接的影响是，汉藏教理院培养的人才有一部分到了港台或国外，并在弘扬、传承、践行“人间佛教”方面做出了成就。

　　如汉藏教理院普通科第三届学生演培法师，自1958年起在海外弘法，之后在新加坡成立“佛教福利协会”，1986年和1992年两次获得新加坡总统颁发的奖章，其著述有《谛观全集》《续集》数十册。和演培法师一起就读并曾留院工作的妙钦法师，是《人生佛教》的编校者之一，1949年后到菲律宾马尼拉践行“人间佛教”。

　　又如普通科第四届学生续明法师毕业后曾留院任职。太虚大师圆寂后，续明与曾为汉藏教理院教师的印顺法师一起到奉化雪窦寺，共同完成了《太虚大师全书》编纂工作。1949年两人到香港，1953年定居台湾。续明法师先后办过灵隐佛学院、福严佛学院，如今台湾很多住持都曾在其门下受教。

　　此外，还有香港的秦孟潇居士也曾是汉藏教理院的学生，他活跃在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佛教界，尽己所能弘扬“人间佛教”。

　　因此，缙云山被港台和东南亚等地一些华人佛教信众视为祖源圣地，“人间佛教”思想也随之成为包括港台与东南亚地区在内的整个华人佛教圈的共识。

　　受访者简介：

　　杨孝容，宗教学研究员，哲学博士。1998年以来供职于重庆社会科学院(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近20年主要致力于汉藏教理院与民国佛教、西南佛教研究。曾在《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宗教学研究》等学刊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近半数为CSSCI期刊或核心期刊论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藏教理院与民国佛教研究”及重庆社科基金项目“重庆佛教文化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