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翁飞：徽文化有何国际影响力？

       中新社合肥11月27日电 题：徽文化有何国际影响力？

　　——专访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翁飞

　　中新社记者 张强

　　“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是中国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笔下的古徽州。古徽州孕育的徽文化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对这份文化遗产所做的研究——徽学，与藏学、敦煌学并立而成中国地域文化“三大显学”。

　　徽文化有何当代价值？徽商第一桶金为何来自“海上丝绸之路”？徽学为何被称为“国际性的显学”？中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特聘专家、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翁飞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深度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徽文化起源于何时？其源流应如何追溯？

　　翁飞：安徽，地处横贯全球四大文明古国的北纬30°线上下，淮河、长江两条大河自西向东横贯其中，将其分为淮北、江淮之间、江南三大地理板块。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自北向南，逐步演化并形成涡淮文化、皖江文化、新安文化三大文化圈。

　　新安文化，亦称为“徽州文化”或“徽文化”，因它所指示的特定区域——隋朝设立的新安郡，两宋设徽州，明清置徽州府，辖歙县、休宁、绩溪(今属宣城)、祁门、黟县、婺源(今属江西)等六县，故有此名。

　　历史上，为躲避战乱或天灾，东汉、西晋、唐末、北宋时期的北方强宗大族四次南迁，为徽州地区传统单一的山越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徽文化是对中原文化的包容整合，既有独特性，又有典型性，并综合了具有学术价值的多种文化现象。

　　宋代以后，随着“徽骆驼”——徽商的活跃，植根于徽州本土的徽文化，跟着徽商的足迹伸展于中华大地，而徽文化正是通过本土徽州与徽商势力网的互动交融，通过徽商经营理念、价值观、文化观的整合融汇、再加以输出传播而形成。徽商是徽文化的“酵母”，徽文化的形成是儒、商相结合的产物。

　　徽文化具有超越地域文化现象广泛存在的特点，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涉及中国传统社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各个层面，包括徽州宗族和土地制度、徽商、新安理学和皖派朴学、徽州教育、徽州科技、徽派建筑、徽州文房四宝、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戏、徽菜、徽州方言、徽州民俗、徽州文学、徽州工艺和徽州经籍等。

　　如果说徽文化的全面崛起始于北宋后期，明清时期达到鼎盛，那么作为一种极富特色的区域文化，它在中国引领风骚约有800年之久。南宋以后，徽州本土更是文风昌盛，人文荟萃，成了“东南邹鲁”“礼义之邦”。

　　中新社记者：传承数百年的徽文化有何当代价值？

　　翁飞：首先，徽文化拥有数量极为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供当代及后人精研、享用、传承、开新。

　　自20世纪初尤其是80年代以来，20多万件反映徽州民间社会实态的文书契约，以及3000余种徽州典籍文献和1000余种传世族谱被陆续发现，甚至有一家一户历经数百年、几个朝代而不绝如缕的家族“归户”文献。这些原始文献，因具有原始性、唯一性和文物性的品格而弥足珍贵，形成了宋代以来汉民族文化遗产中数量最庞大、体系最完备的文献资料群之一。

　　再就地表文物来看，徽州地区现有文化遗存5000余处，文物超20万件，其中有大量保存完好的明清住宅、庙宇、祠堂、牌坊等。徽州可称得上是明清文物之乡，也是汉民族农耕文化的“聚宝盆”。

　　其次，徽商及其“商道”，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有益的借鉴。从16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赚得“第一桶金”，到明王朝加强海禁后把经营战略转向内需，徽商抓住了两次历史机遇，从而发展成中国经济史上数一数二的大商帮。这其中的成败得失，可为当今国际背景下抢抓机遇，化“危”为“机”，做好经济转型工作提供参照和借鉴。

　　徽商在南京、芜湖、安庆、武汉、扬州、苏州、杭州、临清等城市建立商业中心，开辟了“无徽不成镇”的局面，这极力推进了长江中下游和运河沿岸商业化与城市化，对“长三角”地区现代城镇化的起步亦有贡献。

　　“儒商文化”是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贾而好儒”的优良传统和“诚信不欺”的经营理念，是徽商成为明清十大商帮翘楚的“秘方”，对当代企业经营亦有启迪之处。

　　此外，徽文化尚文重教的传统，使徽州地区人才辈出，外在表现是商成帮(“贾而好儒”的徽商)，学成派(“徽学”)，人成群(即徽州历史人物群星荟萃、贡献突出)。其中，有文献可征而为之作传者多达5399人。以学术史为例，先后出现过新安理学和朴学两大顶级学派。朱熹、戴震和胡适，构筑起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三座丰碑。

　　中新社记者：为何说徽商第一桶金来自“海上丝绸之路”？

　　翁飞：徽人经商的历史，见诸文献记载可远溯至东晋。但作为一个以乡族关系为纽带的大商帮，徽商崛起于明中叶，鼎盛于明清两代。

　　明中叶，徽州地区人多地少矛盾极为突出，令徽州人不得不外出经商谋生。明嘉靖、万历之际，成群结帮的徽州人，沿着故乡的河流走向四方，尤其顺新安江东下可直奔杭州湾，走向东部沿海。

　　而此时，跨越欧、亚、新大陆的“海上丝绸之路”出现了。徽商善于抓住这一时期海洋贸易带来的机遇，使海上贸易与盐、布、典、木、茶等行业相结合，并建立起自己的商业网络，赚得“第一桶金”，逐步形成了徽州海商集团。

　　据法国人裴化行在《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记述：明嘉靖年间，商业的利源是被原籍属广州、徽州、泉州三处的十三家商号垄断着。同时，有资料记载，当时的徽商“远服南越，与岛夷为市”，说明他们在与东南亚的贸易中也占有一定份额。

　　中新社记者：徽文化有何国际影响力？

　　翁飞：作为明清十大商帮之一，徽商的足迹遍布世界多地，促使徽文化影响国内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瑞典将200多年前沉船“哥德堡号”打捞上来，发现了一批茶叶，据相关史料记载，这批茶就来自皖南。这是徽商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佐证，祁门红茶作为徽文化的物质形态，已远销欧洲。

　　同时，程朱理学、新安医学、徽州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和程大位珠算法等非遗文化在东南亚甚至全世界影响深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徽学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徽学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多方位、多层次展开，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专赴徽州地区，领略徽文化。

　　如今，日本、韩国等国家也有了徽学研究的专门组织。徽文化的发源地黄山市已成为境外游客重要旅游目的地。代表徽文化物质遗存的古村落西递、宏村，入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受访者简介：

　　 翁飞，历史学博士、研究员。现任安徽省社科联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学术界》编审，兼任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安徽省李鸿章研究会执行会长，安徽省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安徽省政府咨询机构对外交流协会副会长；安徽大学历史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兼职教授。

　　 翁飞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和安徽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尤其精研李鸿章和淮军、淮系集团，先后担任《安徽地域文化通览·安徽卷》副主编；新编《李鸿章全集》执行编委；国家清史工程《淮军》文献主编；大型电视纪录片《淮军》《北洋海军兴亡史》《淮河六章》历史顾问。先后发表相关学术论文五十余篇。被评为安徽省首批跨世纪学术带头人；1999年被安徽省政府授予安徽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享受安徽省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受聘为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2012年评为安徽省首批国家二级正高职称(历史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