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杨铁军：一部《奥麦罗斯》如何连接东西方诗歌文化？

      中新社北京11月6日电 题：一部《奥麦罗斯》如何连接东西方诗歌文化？

　　——专访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获得者杨铁军

　　作者 张焕迪

　　史诗式长诗《奥麦罗斯》是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里克·沃尔科特的代表作。作品以真实历史为蓝本，融入希腊神话、沃尔科特的自身经历及其对后殖民主义的思考，讲述了一个现代版的奥德修斯漫游记。中文版《奥麦罗斯》推出后，先后荣获第四届袁可嘉诗歌奖翻译奖及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受到中国读者、文学界的喜爱和认可。

　　为何《奥麦罗斯》这样一部长篇巨著能得到东西方受众的一致欢迎？其创作风格和思想对中国诗歌有哪些启发？诗歌文学在东西方交流中又起到什么作用？《奥麦罗斯》中文版译者、中国诗人杨铁军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分享自己的见解。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奥麦罗斯》篇幅极长，其涉及的加勒比海地区殖民史等文化背景在中国也并非广为人知，译介这部作品的初衷是什么？

　　杨铁军：《奥麦罗斯》在被中国读者了解之前，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也许因为了解不够，所以很多人甚至对它有一种敬畏。

　　我翻译所有的作品，都有一个标准，就是是否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我的初衷就是在汉语中呈现我对原作的理解，这个理解必须配得上原作。想达到这样的效果，必须反复琢磨，下够功夫，下多少功夫，就有多少收获。从翻译《奥麦罗斯》的经验中，我深切体会到这点。

　　中新社记者：《奥麦罗斯》在帮助沃尔科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您翻译的中文版又先后荣获袁可嘉诗歌奖及鲁迅文学奖。您认为《奥麦罗斯》具备的哪些特点使其收获了来自东西方文学界的褒奖？

　　杨铁军：《奥麦罗斯》在西方被认为是一部有后殖民主义色彩的作品。这部作品意图在加勒比海的“本地”和西方中心的“别处”求得某种形式的和解，这虽然不是一种最典型的后殖民主义主张，但也是一种有价值的文学实践和思考。

　　《奥麦罗斯》的艺术价值也是其在西方得到好评的原因。在中国，这几乎是唯一的原因。我认为《奥麦罗斯》完全配得上中国文学界对它的推崇。

　　沃尔科特对加勒比海地区在后殖民时期的命运和前途的思考，对我们也有借鉴意义。我们亦需思考，如何与西方文化形成一种健康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对其盲目服膺或排斥。

　　中新社记者：《奥麦罗斯》等优秀现当代诗歌与中国诗歌在形式、内容、主旨上有哪些差异？又有哪些相近、相通之处？

　　杨铁军：中国历史上没有史诗这样的体裁，所以很难去比较。不过，很多人会哀叹为什么中国“缺乏”史诗，并将其归咎于中国文化的内在缺陷。我不赞同这样的看法。

　　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关于人、关于爱、关于理想的。这点中外永远是相通的。一部作品能否满足这个人类的最大公约数，才是判断其能否传世的基础。在这点上，《奥麦罗斯》并不例外，中国读者对它的理解和欣赏就是对此标准的最好验证。

　　中新社记者：《奥麦罗斯》在创作手法、情感表达等方面上对中国诗歌文学有何启发？

　　杨铁军：《奥麦罗斯》从文学上看代表了一个巨大的“野心”，而且是被实现的“野心”。英国诗人艾略特所著长诗《荒原》统治诗坛后，长诗、史诗这个体裁被整个颠覆了。有观点认为长诗已死。还在继续写长诗的人，都在暗暗与艾略特较劲，往往选择更激进的形式。但大部分长诗实践都难说成功。

　　在“后艾略特时代”，《奥麦罗斯》创造了一种表面上似乎在回归传统，实际上却是很现代的手法。把传统和后现代、后殖民等矛盾的认识融合在一起，不仅做到了形式上的解决，也达到了文化认识层面的和解。这应该算是一条有参考意义的道路选择。

　　《奥麦罗斯》虽然是史诗，但每一个部分，都往往是抒情和叙事互见的。这首长诗的宏大结构之内，也容纳了细处的抒情自足性。这些段落像爆炒豆子一样，精妙的明喻一个接着一个，令人目不暇接。这种高密度的抒情和东方的内敛式情感表达还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在阅读过程中，不时会有惊艳之感。

　　沃尔科特是一位明喻大师，《奥麦罗斯》这么长的一首诗，自始至终都能保持明喻的高难度腾跃，技巧实在高超，让人不由忘记了诗歌写作的各种忌讳，从而体验到最大限度的自由。这都是中国的写作者可以学习的东西。

　　中新社记者：近些年，越来越多优秀西方诗歌经汉化后走进了中国大众的视野，也有优秀中文诗歌被翻译成外语后走出国门。如何看待诗歌作品在推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作用？

　　杨铁军：西方诗歌翻译成中文已经不少了，对西方诗歌的译介历史也很早。事实上，汉语新诗的发展史离不开近代以来中国几代诗人对西方诗歌的译介，西方诗歌几乎可以算是中国新诗的活水源头。

　　西方对中国诗歌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古典诗歌的阶段。当代优秀的中国诗歌几乎没有在西方得到任何意义上的认真对待。西方对中国当代诗歌的接受往往是话题性的，关注的是社会层面的东西，而不是当作文学艺术来接受。

　　交流本来就是“误读”的过程，而“误读”本身也是交流，是碰撞。西方有自己关心的社会问题，所以会连带关心中国的种种诗歌现象，以支撑他们的理论和认识框架。同样，从前“病急乱投医”，“泥沙俱下”，什么都拿过来，但最终，经过沉淀，人们也会“扶正”对西方的误读。

　　交流就是一切。做诗歌翻译也是这种交流或“误读”的动态过程的一部分。我们一定不要觉得交流是试管里的受控化学反应，不必对“失控”大惊小怪。最重要的是保持耐心，立足自己，只有写出我们自己的东西，才有被另一种文化的耳朵更好地、更有效听到的可能。

　　受访者简介：

　　杨铁军，诗人，山西芮城人。1988年考入北大中文系。1995年北大世界文学硕士毕业，曾赴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后从事软件咨询开发工作。出版有诗集《且向前》《和一个声音的对话》。翻译著作包括弗罗斯特《林间空地》，希尼《电灯光》，佩索阿《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获选2019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休斯《诗的锻造》，沃尔科特《奥麦罗斯》(获得2019年袁可嘉诗歌奖·翻译奖，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阿肯色证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