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何毓灵：殷墟考古如何探寻中华文明根脉？

       中新社河南安阳11月1日电 题：殷墟考古如何探寻中华文明根脉？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

　　作者：阚力 李超庆

　　1928年，考古人在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铲起黄土，揭开一个3000多年前璀璨的王朝——殷商王朝的神秘面纱。自此，殷墟考古发掘几未中断，宫殿、王陵、甲骨文、青铜器等惊世发现，确认殷墟即商王盘庚迁殷后的都城，商代历史由此成为信史，中国的信史向前推进近千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阐释如何通过殷墟考古探寻中华文明的根脉。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殷墟考古对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史有何影响？

　　何毓灵：北京大学副校长孙庆伟曾指出，“没有殷墟，就没有中国考古学”。殷墟考古，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史上都是一件大事。最核心的体现有三：一是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实验田，二是中国早期考古学人才培养的基地，三是世界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也处于摸索阶段。如何把西方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运用到中国考古实践中并进行中国化，这是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等中国考古学家们在学习西方人类学、考古学时共同面临的问题。

　　1928年，居首开殷墟发掘之功的甲骨学家、古史学家董作宾，虽关注到与甲骨伴出的其他遗物，但甲骨仍是首要目标，发掘方法不得要领；1929年，有人类学背景的李济加入殷墟考古发掘，他未能严格采用地层学方法，但充分认识到了解地层堆积的重要性；1931年，梁思永主持殷墟后冈遗址发掘时，发现中国考古学史上著名的“后岗三叠层”，即仰韶文化层、龙山文化层、商文化层由下而上的三层堆积，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华文明从史前到历史时期一脉相承，有力回应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当时这也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学者重塑自信的标志性事件。自此，中国近代考古学开始走向成熟。殷墟早期发掘取得巨大成果，与上述考古学家不断探索、追求科学是分不开的。殷墟也因此成为早期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实验田，并初步形成了中国风格的考古学。至今殷墟考古人仍秉持这种开拓创新的理念。

　　殷墟发掘理论与方法逐渐成熟的过程，不仅仅是董作宾、李济、梁思永、郭宝钧等前辈考古人自身摸索、学习的过程，也是以“考古十兄弟”为代表的后辈迅速成长的过程。因发掘工作与人才培养的需要，一批年轻人走进殷墟，如石璋如、刘燿(尹达)、胡厚宣等。从初生牛犊到学术大家，殷墟不仅成就了他们个人，也成就了考古学。由这些人枝蔓发展，中国考古学人才梯队与队伍逐渐建立。殷墟正可谓中国考古人才的培养基地。

　　殷墟对世界考古学史也有深远影响。殷墟早期考古发掘发现了王陵宫殿以及跟甲骨文同时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引起西方学者高度关注。

　　1932年，因殷墟的重要价值，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获得了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法国儒莲奖，这表明以李济为代表的中国考古人取得的成果得到了“西方汉学中心”的巴黎国际学术界的承认。1934年，正在北京留学、后为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及美国东方学会会长的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多次到殷墟进行考察学习。殷墟当时的影响力由此可见。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到殷墟参观、交流、学习的主要是苏联、越南、日本等国的学者、学生。改革开放后，殷墟与世界的互动交流逐渐频繁，更多欧美学者、学生到殷墟交流学习，一些国际合作的前沿科研也在殷墟开展。2006年，殷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殷墟价值得到世界认可、屹立于世界考古之林的最佳证明。

　　中新社记者：90多年来，尤其是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来，殷墟又有哪些重大考古新发现？

　　何毓灵：殷墟总面积在36平方公里左右，1928年至今，发掘面积仍不到总面积的5%。

　　商代持续550年左右，早期都城在郑州持续200年左右，晚期都城在殷墟持续250年左右，而中间的100年左右被考古界称为中商时期。

　　1999年，殷墟王陵遗址旁又发现一个新的城址洹北商城。经考证，这里就是商代中期都城。这一发现，填补了商代考古学框架的缺环，也填补了商代中期都城史的空白。

　　2015年至今，我们持续在洹北商城考古发掘，主要发掘包括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区，逐步理清了商代中期都城的面貌。洹北商城的考古发掘，可以说是近20年殷墟考古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布局是都城考古的核心，而道路是城市的经纬。以道路为线索探寻殷墟都城布局，串连不同功能分区是近20年来殷墟考古工作的重心。宫殿区前宽达10余米的两条主要干道、洹河北部的多条道路组成的路网、由交叉道路形成的街区等，道路的发现让3000多年前都城格局逐渐清晰。

　　以手工业作坊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手工业考古，近20年来在殷墟方兴未艾。目前，在殷墟至少有5个青铜铸造作坊，其中孝民屯村铸铜作坊7万余块陶范，刘家庄北地贮藏坑内出土了3.4吨用于铸造青铜器的铅锭等；3个骨器铸造作坊，据测算生产的骨笄等骨器多达1000万件，其中铁三路制骨作坊仅制骨废料就多达36吨。这些均只是当时手工业生产冰山一角。2016年至2020年，我们发现并发掘的辛店铸铜作坊，面积更是达到史无前例的近百万平方米。这些考古发现与发掘极大推动了晚商时期手工业生产资源、生产技术、产品流通、组织管理、从业人群等诸多相关问题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近年来，殷墟保护区外的考古新发现也备受关注。特别是在殷墟东北部发现的超大型辛店铸铜作坊，在殷墟的西、南、东部诸如高等级建筑、铸铜作坊、墓地等新发现，让很多学者都在深思甲骨文中记载的“大邑商”确切含义，对当时王朝统治模式、军事防卫、青铜礼器的生产与分配等诸多问题提出了挑战。

　　此外，近20年来，人骨、动物、植物、冶金、环境、古DNA技术、测年、测绘等科技考古在殷墟得到普通应用，研究成果展现了3000多年前商代人群交流与互动、生业与环境、资源与技术等，生动、立体、鲜活的都城面貌逐渐呈现。

　　中新社记者：殷墟为探寻中华文明根脉提供了哪些实证？

　　何毓灵：殷墟是中华文明探源的起点与基石。如果把中华文明形容为根深叶茂的大树，那么中华文明探源进程中，殷墟就是主干，由此延伸、扩展、追溯，逐步梳理出中华文明的核心要素，提供梳理文明进程的中国方案。

　　多座遗址的发现都与殷墟都城的发现与研究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正是基于对殷墟都城的深入研究，考古学家发现了商代早期郑州商城遗址、夏代二里头都城遗址，甚至殷墟之后的两周城址。

　　在吸收借鉴西方冶金技术的基础上，自夏代开始以泥范块范法铸造青铜器的独特技术就形成了，这项技术在殷墟时期最为发达，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青铜礼器、重达875公斤的司母戊鼎因此才能铸造。殷墟达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顶峰。

　　很多西方学者把文字作为判定文明的重要指标，殷墟甲骨文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的铁证。殷墟迄今出土16万多片甲骨，发现单字约4500字，已释读约1500字。与其他文明的文字不同，以甲骨文为基础的汉字至今仍为14亿中华儿女使用，是活的文字，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传承至今的载体，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基因与纽带。

　　中新社记者：如何看待殷墟和甲骨文之间的关系？

　　何毓灵：1899年前，殷墟只是零星出现在文献里，尚无法与安阳小屯村的殷墟遗址联系起来。正是因为甲骨文的发现逐渐确认殷墟是商代晚期都城。从这个角度来说，甲骨文的发现促使殷墟在掩埋3000多年以后，又重新为世人所知。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甲骨文是殷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殷墟文化还包括城市、手工业、畜牧业等方方面面，甲骨文只是核心要素之一。

　　用前述西方公认的冶金、城市、文字等文明要素来衡量，甲骨文至少是三要素之一。用现在的文明标准来衡量，范围就更广了，农业、畜牧业、家庭手工业及族群、人群等，把甲骨文作为殷墟文化的核心要素来理解，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那么，殷墟和甲骨文到底是何种关系，我认为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成就关系。

　　受访者简介：

　　 何毓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主要从事夏商周时期考古发掘与研究，长年坚守于殷墟考古发掘第一线。系统发掘了商代中期都城的宫殿区、手工业区，填补了商代中期都城考古的空白。长期致力于殷墟都城布局与手工业生产研究。发掘了继妇好墓之后殷墟保存完好的高等级贵族墓：亚长墓，第一次揭露殷墟时期特殊人群：甲骨占卜巫师的家族墓地。已发表考古报告、论文、图录、随笔都各类文章80余篇(部)。主要围绕着殷墟时期的都城布局、手工业生产、社会礼制、墓葬制度及殷墟废弃进程等多个学术前沿课题。研究工作得到国内外多个基金资助，先后主持、参于了多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般项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