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周庆安：文明对话新阶段，讲好中国故事该如何发“问”？

       中新社北京10月30日电 题：文明对话新阶段，讲好中国故事该如何发“问”？

　　作者：周庆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国际传播命题，成为中国新闻从业者越来越重要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担当。

　　国际传播命题源自文艺复兴之后，随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逐渐确立和民族国家概念产生，国际传播的命题逐渐拓展。但跨文明对话和交流的历史进程，却远远早于国际传播。国际传播的研究者和践行者，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在跨文明对话的交流语境和历史之下，在文明多样性、文明互鉴、文明包容互通的历史情境当中，不断汲取国际传播的能量和智慧。

　　如果从跨文化交流、跨文明对话的视角看待今天的国际传播，中国的国际传播完成了跨文明对话的三个历史阶段，正在走向第四个更重要的历史阶段。

　　跨文明对话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第一个历史时期，跨文明对话之间的主体更多以自发手段进行交流。这种接触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甚至不以民族为单位。比如，丝绸之路上的跨文明对话带有很强的自发性质。在此进程中，所有跨文明对话的主题和目标都不以“传播”来开展，但客观上确实形成了对话和传播的效果。

　　放眼欧洲，基督教文明和阿拉伯世界的碰撞，甚至更早时期碰撞所产生的跨文明对话的产物，也都留在人类历史之中。在此阶段，虽然“国族”概念没有完整出现，但遗留的最丰富的遗产，是文明之间彼此的尊重、兴趣，甚至是信任。丝绸之路、鉴真东渡、遣唐使等历史，都体现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的信任关系，为今天的新闻传播、国际传播提供非常重要的历史基础。

　　文艺复兴以来，随着国际传播逐渐发展，尤其是传播技术的成熟，跨文明对话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更多追求对话和交流的语境，传播成为国族、民族国家的特定需要。传播者带着身份主体意识逐渐认识世界，并讲述属于自己的声音。中国进入这一历史进程的时间相对较晚，但从传播视角看，很多中国历史典籍都有形或无形地叙述这些故事。

　　如郭嵩焘的《使西纪程》，看上去是一本纪实文本，但更多反映的是传播中应当考虑的问题。又如近年来历史学家很关心的《燕行录》《热河日记》，以传播学的视角解读，我们看到的是对中国的观察，是一种对话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主体性和文明的多样性，以及对文化主体性的理解接纳就变得非常重要。

　　第三个历史阶段，是20世纪末以来的“平台历史阶段”。在此阶段，随着全球化程度逐渐加深以及社交媒体时代到来，更多个体不仅拥有了迁徙的自由、旅行的资本、全球交易的资格，也拥有了对话的资格。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打造平台？

　　从国际传播的主体阶段进入平台阶段，中国不仅要成为国际传播中的重要角色，也要构建全球对话的平台。试想，如果全世界的学者、有识之士在中国式话语平台上，就全球文明对话、发表自己的主张，对于全球传播新秩序的构建将具有重要意义。

　　下一个阶段是什么样的历史进程？

　　在文明对话的前三个历史阶段，中国不断完成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下一个历史阶段的目标，则是对多样文明的尊重和对多样文明、多种主体的再现。

　　如今，除民族国家、文明主体，国际传播中还有各种新的身份认同群体。比如工人、农民群体等职业群体，电竞玩家群体，网络上的年轻人群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这类特殊的文化群体。这些群体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却带有非常强的文化烙印。当前，中国的国际传播要逐渐完成从观看到对话、从告知到分享、从理解到认同、从主体到平台的构建。

　　在国际传播中，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今天中国给出的清晰答案，中国要把答案告诉世界。中国也在和世界共同追求和探索答案，例如新冠疫情何时能真正从生活中消失，全球化在遭遇重大历史挫折后能否延续，当谈论和平与发展时，是否应注意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

　　在历史进程中，“问”的过程本身就带有非常强烈的传播和沟通本能。尤其在今天，当观念的冲突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外溢，情绪化的政治不断发酵，人们更多地用“体验”代替真正意义上的知识构建。“问”是一种更理性、更平和、更包容地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我们要更多从“平台”视角、从分享和认同出发去构建有效的中国故事，这需要长期的努力。

　　作者简介：

　　 周庆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学委员会主任；兼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培养指导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学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国际传播与公共外交、媒体与外交政策分析、政治传播与新闻发布等研究，还是国内多家媒体的国际时评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