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李亮：同一星空下，东西方如何展开交流与对话？

       中新社北京10月26日电 题：同一星空下，东西方如何展开交流与对话？

　　——专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亮

　　作者 徐婧 杜燕

　　从古至今，神秘壮丽的浩瀚星空吸引着地球上不同人类文明的关注。“逐梦星河”不仅是普通人的浪漫情怀，也是千百年来人们的事业追求。“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人们对星空的观测活动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由此诞生了一批伟大发明，推动着科学技术向前发展。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亮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追溯人类如何一步步由仰望星空走向太空，讲述东西方如何围绕同一片星空展开交流与对话，阐释“仰望星空”千百年来在促进科学进步、文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以及人类为何仍将继续星辰大海的征程，去探寻无垠的宇宙。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人类为什么要观测星空？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天象记录？

　　李亮：人类仰望星空的历史非常早，可以追溯到几千甚至数万年以前。天文观测可以说是缘起于一些人类最基本的问题，比如“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考古证据显示，中国古人的天文观测活动至少可追溯至新石器时期。20世纪70年代，在河南郑州大河村出土了一批新石器时期的彩陶，上面绘有太阳、月亮和星星等图案，经测定距今大约4000年至6000年；山西陶寺观象台遗址的发现，证实了至少在4000多年前中国就有官方的天文台，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之一。

　　从现存的考古和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大约公元前8世纪起，人类有了比较系统的天象记录。

　　灿烂壮丽的星空一直吸引着地球上不同人类文明的目光，但是只有古巴比伦、古代中国，以及中世纪以后的欧洲和阿拉伯文明留下了丰富的天文记录遗产。尤其是在古巴比伦衰落之后，在公元前50年至公元800年之间，中国几乎成为唯一长期坚持勤勉观测和记录天象的国家，这一时段的大多数幸存的天象记录也几乎都是来自中国。

　　天文学具有许多应用价值，是一门很有用的科学。从现代角度看，古代天文学所达到的精度和复杂程度，要远超古代的其他自然科学。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同一片星空，会形成东西方不同的星座？星图又何以称为“当时世间百态的缩影”？

　　李亮：数千年来，不同地域的人们仰望同一片星空，却有着各自对星空的理解和阐述。

　　几乎每一个古老文明都有着自己的一套星座体系。我们至今沿用的现代星座系统，最初起源于距今5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当时的苏美尔人已掌握了如何利用星星来辨别时间和季节。逐渐地，为了方便记忆，他们将不同的星星连接起来，想象成为熟悉的图案，这便是星座的起源。后来，这里的星座观测进一步发展，传播到了古希腊和古埃及等周边地区，并影响了周边的文明。公元2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在前人基础之上，总结出48个星座，这是现代星座系统的基本雏形。可以说，西方传统星座是在多个文明长期相互交流、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是早期农牧文明和航海文明的智慧结晶。

　　四大文明古国中，唯独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古代中国对天空的划分与命名自有一套理论系统，星座通常称为“星官”。星官体系至迟在战国时期具备雏形，这是由北极星和北斗，以及黄赤道带的二十八宿组成的体系。三国时期的太史令陈卓进一步确定了283个星官、1464颗星的星官系统，这成为以后古代中国星官体系的标准。到了明末清初，人们又补充了部分翻译自西方的星座，最终形成了大约300个星官。

　　与西方传统星座主要基于神话传说不同，古代中国的星官体系可以说是社会和文化在天上的反映，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东汉张衡在描述古代星官时认为：“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于是备矣”，所以说中国的星名大多以器物、官名、人事命名，天上俨然成了古时世间百态、社会制度和人文习俗等各方面的缩影。

　　为了使用和传播星座，古人将其绘制于不同材质之上，逐渐形成了后来的星图。星图不仅是人们认识和记录星空的一种方式，也是研究和学习天文学的重要工具，蕴含着人类无穷的智慧与想象力，是人类探索宇宙的一个缩影。

　　星图在古代中国也称天文图。古代中国的星图种类众多、绘制精美细致，是科学文明的一项重要成就，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中新社记者：作为科学的重要部分，中外天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是否相互交流、相互借鉴？

　　李亮：天文学自古至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古代中国的天、算、农、医四大科学中，天文学担负着“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重要任务，与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

　　天文历法在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甚至长期被供奉成官方“正统”之学。于是，出现了专门负责观测天象和编制历法的官方机构。这种运作方式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中国在众多的古代文明中成为了天文观测活动从未中断过的国度，从而留下了丰富的天文遗产。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征引《科学史导论》作者萨顿等科学史家的观点：“从中世纪直到14世纪末，除中国的星图以外，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

　　古代中国的星图曾传播至日本和朝鲜半岛等地区，构筑了整个东亚地区共有的独特星象体系，也是古代科学与文化传播的重要纽带之一。此外，中国唐朝的《宣明历》，曾在日本使用长达823年之久，是历史上最长寿的历法之一。朝鲜世宗时期(1418年至1450年)的官方历法《七政算内篇》，是在中国元朝的《授时历》和明朝的《大统历》基础上编纂而成的。

　　可以说，在“书同文”的历史与社会大背景下，古代中国发展出了与西方不同的“东方天文学体系”，并在东亚等区域形成了很强的文化认同。同时，东方各文明之间的天文学交流与会通，也进一步推动了东方天文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在天文学发展历程中，中国有着自己持续的输出和特殊的贡献，也一直以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各种优秀的外来科学和文化。中国在历史上也曾多次从域外引入天文学知识，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三次，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就曾指出：“历算学在中国发达甚古，然每每受外来的影响而得进步。第一次为唐代之婆罗门法，第二次为元代之回回法，第三次则明清之交耶稣会士所传之西洋法。”

　　中新社记者：古代中国天象记录在当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天文学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何影响？

　　李亮：古代中国在天文观测方面有过辉煌的成就，积累了大量的天象资料。李约瑟曾评价过：“中国人的天象记事表明，中国人是阿拉伯人之前的世界中最持久、最精确的天文观测者”，“现代天文学家在许多场合都曾求助于中国的这些天象记事以获得有价值的结果。”

　　在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对象中，有不少是关于天体和宇宙演化的，所涉及的时间范围极为漫长。我们积累的珍贵史料，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例如，古代中国有数千次对日食和月食的记载，这对于研究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是很有价值的。再比如，古代中国关于彗星、新星和超新星以及太阳黑子等记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史事业开拓者之一的席泽宗发表《古新星新表》，充分利用古代中国在天象观测资料完备、持续和准确的巨大优越性，考订了中国历史上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的纪录，为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史界乃至中国人赢得了声誉。

　　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天文学都是科学发展的“排头兵”。人类仰望星空的无数追问，不仅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也促进了科技与文明的发展。

　　近年来，中国天文学涌现出一批最新成果：“郭守敬望远镜”帮助揭示更多有关银河系的奥秘，“中国天眼”在中性氢宇宙研究、脉冲星搜寻与物理研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中国巡天空间望远镜、“太极计划”、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等正在推进中。

　　曾经，“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而今，月球成为中国航天领域的一个重要探索目标，有着极富浪漫的名字——“嫦娥工程”；曾经，屈原在《天问》中用了一连串的问题，来追问和思考整个宇宙的本源。而今，“天问一号”探测器和“祝融号”火星车正为深入认识火星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曾经，“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而今，中国综合性太阳探测专用卫星“夸父一号”发射升空，开启对太阳的探测之旅。

　　以上成果表明，中国在天文、航天等领域取得的一些重大发展，已达到国际先进或领先水平。

　　宇宙中仍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探索。在遥远的地方，有着人类文明的先驱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求知欲，一路前行。未来，中国将与世界各国向着同一片星辰大海，通过一代代人的共同努力，追溯人类乃至宇宙的起源。

　　受访者简介：

　　李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古代科技史研究室副主任。英文期刊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和中文期刊《中国科技史杂志》编委，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著有《大统历法研究》《灿烂星河：中国古代星图》《古历兴衰—授时历与大统历》等，译著有《4000年中国天文史》，古籍整理有《历引三种》《治历缘起》《明大统历法汇编》《崇祯历书未刊与补遗汇编》《回回历法三种》等。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四十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项目。曾获中国科学院院长奖、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等奖项。另出版有《天体运行论(少儿彩绘版)》《天文观象 日月星辰》《天上疆域：星图中的故事》《写给孩子的中国古代科技简史(天文卷)》等科普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