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孙伯君：为何中国民族古文字是中国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象征？

      中新社北京9月16日电 题：为何中国民族古文字是中国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象征？

　　作者：孙伯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是世界上文字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从远古到20世纪初，中华大地上曾经出现过近40种少数民族文字，它们和汉字一起组成了中国文字的百花园。

　　按照发生学关系，学界一般把民族古文字分为五类：

　　一是阿拉美字母系文字，包括佉卢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八思巴文、西双版纳老傣文、西双版纳新傣文、德宏傣文、傣绷文、金平傣文、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蒙古文、托忒式蒙古文、满文、锡伯文。

　　二是汉字系文字，包括方块白文、方块苗文、方块壮字、方块瑶文、方块布依文、方块侗文、方块毛南字、方块哈尼文等仿汉字式文字；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女真文、西夏文等变汉字式文字。

　　三是阿拉伯系文字，包括察合台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乌孜别克文、塔塔尔文等。

　　四是拉丁字母系文字，包括老傈僳文、滇东北老苗文、波拉字母傈僳文、撒拉佤文等。

　　五是自源文字，包括云贵川老彝文、纳西东巴文、哥巴文、水书、尔苏沙巴文、傈僳音节文字等。

　　语言文字是交流的工具，中国古代各民族与东西方各民族通过语言互通，文字借用，文献互译，促进了中国与东西方各民族在文化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交流，在文化请进来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世界文明的了解，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

　　中国大多数民族文字都是在与周边民族的交流过程中形成的，宗教的传播、商贸的往来等均对中国民族古文字的创制起到了重要影响。除了汉字系文字的创制是受汉字所代表的儒家文化与典章制度的影响，南方自源文字的创制是本民族为“助记”原始宗教内容而创制的之外，其他系统的文字的创制或受到中南亚佛教的影响，如佉卢文、于阗文、藏文、傣文等阿拉美字母系文字，或受西亚伊斯兰教影响，如察合台文等阿拉伯系文字，或受欧洲基督教的影响，如老傈僳文、滇东北老苗文、波拉字母傈僳文等拉丁字母系文字。

　　佛教传入中国分为西北和西南两途，时间从纪元初开始直至元代。在西北，随着佛教的传入，出现了以西亚某种阿拉美字体为基础的佉卢文，以婆罗米字母为基础的焉耆-龟兹文和于阗文，以粟特字母为基础的回鹘文；在西南，随着佛教的传入，出现了以南亚某种婆罗米字体为基础的藏文和几种变体傣文。

　　宋元时期，这些受中南亚佛教影响而创制的文字继续向东传播，其中回鹘字母元代以后相继被蒙古族、满族借用来记录他们的语言。而随着元朝上层接受藏传佛教，忽必烈命帝师八思巴在藏文基础上设计了一套用于音写多种语言的官方文字八思巴文。在佛教的影响下，各民族用这些遍及中原和丝绸之路沿线的民族文字翻译了卷帙浩繁的藏文、回鹘文、八思巴文、蒙古文、满文佛教经典。这些佛经译本或刊入大藏经传世，或镌刻于居庸关券洞，或外化为塑像留存于敦煌洞窟、杭州灵隐寺飞来峰等文物古迹之上。

　　同样在这一时期，用藏文、回鹘文、西夏文记录的佛教经典与儒家经典一起，均曾作为汉族、党项、回鹘、蒙古各族民众启迪心智的教化工具，正如法洪《帝师殿碑》所言：“有河西僧高沙刺巴，建言于朝，以为‘孔子以修述文教之功，世享庙祀。而光帝师，德俟将圣师表一人，制字书以资文治之用，迪圣虑以致于变之化，其功大且远矣。而封号未追，庙享不及，岂国家崇德报功之道哉？’大臣以闻，诏郡国建祠宇，岁时致享。”

　　从13世纪开始，伊斯兰教从西域大规模传入了中国，很快就在新疆取代了原来佛教的统治地位，使得那里的许多民族也相继放弃原来的文字，转而借用记录伊斯兰经典的字母记录自己的语言。较早接受这套新字母的是当时的察合台汗国，后来随着一大批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这套在阿拉伯和波斯字母基础上形成的察合台文得到了新疆许多民族的承认，并且在近代分别发展成了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等。

　　18世纪以后，来自欧洲耶稣会的一批传教士先后进入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出于传教的需要，他们学会了当地的语言，有些人还为当地民族设计了新型的文字，并编印成书，印刷传播。传教士设计文字参照的大都是拉丁字母，其中有些很快就被当地民众所接受，并且一直使用到了20世纪末。

　　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文字是由国外的商人和移民带入的，如粟特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波斯文、拉丁文、朝鲜文等，这些商人和移民后来有的融入了其他族群，有的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在中国北方先后出现的辽、夏、金三个王朝，都曾由政府下令推行了仿照汉字设计的全新文字——契丹文、西夏文和女真文。这些民族文字的字形之所以仿汉字而创制，最根本的原因是辽、夏、金三朝均承袭了中原王朝的儒家文化和典章制度。这些文字被创制之后，统治者往往首先用它们翻译儒家经典，并使之成为教化百姓的工具。尽管如此，契丹小字的创制还是受到了汉字之外的突厥文的启发，据《辽史》卷64《皇子表》记载：“迭剌，字云独昆。……性敏给。……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可知契丹小字是耶律迭剌受回鹘人使用的表音文字突厥文的启发而创制的。

　　中国人历来认为多种文字的并存是各民族和谐相处，文化共同繁荣的象征。在北京的居庸关有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建成的云台，券洞两侧刻有用梵文、汉文、藏文、回鹘文、八思巴文、西夏文六种文字刻成的《佛顶尊胜陀罗尼》和《如来心陀罗尼》。敦煌莫高窟也存有于元至正八年(1348年)刻就的梵文、汉文、藏文、回鹘文、八思巴文、西夏文六种文字的“六字真言”石刻。其中后五种文字都是曾经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使用过的文字。到了清代，汉、满、蒙、藏四种文字合璧的碑刻更是比比皆是。而我们每天使用的人民币上，也使用了汉、蒙、藏、维、壮等多种文字。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色彩斑斓的民族古文字是中国在与东西方各民族文化接触过程中产生的，更是当今中国多元文化的象征，其文献内容所记录的历史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堪为建构中华各民族之间、中国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的历史提供重要参考。

　　作者简介：

　　孙伯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员，民族文字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军人才”，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团队项目首席专家。已出版《金代女真语》《西夏文献丛考》等专著九部(包括合著五部)，在《中国语文》《民族研究》《民族语文》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