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沈阳8月25日电 题:红山文化如何揭开中华文明起源的神秘面纱?
——专访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
中新社记者 韩宏
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地区最著名的一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也是东北亚地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它揭示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连绵不断和多元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体现了世界文化发展的融合与交汇,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文化、历史意义。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与中原仰韶文化有何关系?与西方古文明是否存在联系?
近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被称为“红山文化第一人”的郭大顺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就红山文化如何揭开中华文明起源的神秘面纱进行学理阐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中华文明从黄河孕育出来,传播到华夏各地。而红山文化的发现,是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证据。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中有何地位和作用?
郭大顺: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群,规模宏大,是一个具有都邑规格的超中心遗址。积石冢设有中心大墓,反映以“一人独尊”为主的社会等级结构已经形成。玉雕龙、凤、龟、勾云形玉器等通神工具既高度抽象又十分规范,说明红山文化已进入古国时期,是中华5000年文明起源的实证。
按照以往史学观点,中国文明史只能从4000年前的夏代算起,而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把这一源头追溯到5000年前。多年来形成的一个观念是,中原地区古文化发展水平最高,文明起源当然也最早。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和辽河文明的提出,证明中国文明起源并不是一个中心,而是多中心,包括辽河流域在内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也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
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还反映了中国文明起源的道路和特点。美籍华人考古学家张光直提出,从东西方比较来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是以沟通天地神人即与自然和谐共存取得政治权力为主进入文明社会的“连续性文明”,和西方以发展技术、贸易为主进入文明社会的“突破性文明”有很大区别。从世界范围看,东方文明具有“一般性法则”,西方文明倒是个“例外”。红山文化“坛庙冢”和龙凤等玉器是成套的,在建筑布局上有规范化从而制度化的规律可循,《礼记》有云:“礼有五经,莫重于祭”,说明红山文化与礼制的起源有密切关系,是中国文明起源时期道路与特点的典型代表。
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还表现出强大的传承力。坛庙冢,坛体起三层的圜丘,有点类似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是“海内孤本”,女神头像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从红山文化对后世文化影响来看,可以说红山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这棵大树根系里的直根系。
红山文化坛庙冢和玉龙凤等的出现,有当地上万年文化发展的深厚基础,又同中原仰韶文化和西部草原文化交流有着密切关系,是多元文化交汇的成果。
中新社记者: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有何种关系?红山文化如何体现5000年前中国南北文化交流?
郭大顺:梁思永、裴文中等老一辈学者很早就意识到南北交汇是红山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这一点,在牛河梁遗址得到进一步证明。
红山文化的陶器主要有两大类,一种是具有东北地区新石器文化共有特征的夹砂灰褐陶、装饰压印纹(多“之”字形)或刻划纹的筒形陶罐,一种是受中原仰韶文化影响的彩陶和泥质红陶。它们在红山文化共存,有时甚至共见于同一件器物上,既泾渭分明又融为一体。特别是祭祀用的陶器大都是泥质红陶或彩陶器,视外来因素为神圣,表现出红山文化对外来文化有极大的容纳度。所以,南北交汇既是红山文化在5000年前进入文明社会的动力,也为奠定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基础作出贡献。
除了红山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等也都与中原文化相互交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东西南北文化在相互交融中共同跨入文明社会。
中新社记者:西方学者为何关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与西方古文明是否存在联系?
郭大顺:多年来红山文化一直受到西方学者关注,1989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讲授中国考古学的老师汪涛来牛河梁,提到应从世界史的角度研究红山文化;《美国地理杂志》以“中国女神的微笑”为题,刊登过牛河梁遗址女神头像的照片;剑桥大学学者编写的“世界百项考古”远东地区6项中的“玉器”和“雕像”两项都将红山文化作为重点内容。
从时间上看,红山文化明确年代在五、六千年前,与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埃及的古文明在时间上相近;当时可能有东西交流,红山文化的彩陶中,有一种呈棋盘格式分布的等腰和直角三角纹、菱格纹及曲折线等几何形图案,这种风格的图案不见于仰韶文化,而在西亚一带常见;西方人体雕像发达,红山文化的人体雕像也发展到较高水平,同西方古文明有相近之处。
红山文化向西可能和中西亚有关系,东边对东北亚包括日本、朝鲜等都有影响。红山文化时期整个东北亚自然环境属森林草原区,经济生活以渔猎采集为主,辽西一带处于东北渔猎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和西部欧亚大陆草原游牧文化接触交流的前沿地带,并以此联系着广大东北亚地区;还同环太平洋一带南北海上交流有关,史前时期从近万年到5000年前,以东北和辽西地区为起点的“玦文化圈”和红山文化玉器,向南延伸的地域很广。
从考古学角度来看,东西方文明起源道路虽然有差别,但又有很多共通之处,如发展阶段相近,不孤立而相互联系,充分体现文明互鉴,最终走向世界大同。
中新社记者:目前对红山文化的研究有哪些未解之谜?对考古人有哪些寄语?
郭大顺:红山文化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宝库,有很多谜团待解。关于红山文化的人种,从女神头像看,红山人和现代人很像,推断可能是蒙古人种,但究竟和现代人之间的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需要做更多体质人类学测试工作,如DNA,因为当地土壤是碱性的,墓葬中人骨保存得比较好,有条件做这方面工作。关于自然环境,红山文化如此发达的文明程度,按说其经济基础应该是农业,但却以采集渔猎为主,有农作物栽培,但不是主要的。需要对红山文化时期的自然环境、当时的经济生活进行大量标本测试,建立数据库,才更好判断。关于玉器,红山文化的玉器如何做出来,怎样实现那样的精美度,有何深度的思维观念在指导,玉料来源、玉作坊在哪里。关于陶器,女神庙发现一件彩陶祭器,壁厚1.5厘米到2厘米,质地非常坚硬,火候非常高,这件器物复原后底径和高度估计都在1.5米左右,如何制成这么大的器物,陶作坊在哪里。关于墓葬,现在发现的墓葬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的居多,比较早的墓葬有线索需要进行整体揭露;牛河梁是一个大的遗址群,不同遗址间的布局关系如何也仍需要作进一步的勘测和论证。
希望新一代考古人在做项目课题研究时,要继承前辈们的探索精神和方法,重视学科史,将每一段历史梳理清晰,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前进。
受访者简介:
郭大顺,1938年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辽宁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从事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研究。主持东山嘴和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和前期规划保护。著有《追寻五帝》《龙出辽河源》《红山文化》《东北文化与幽燕文明》《汇聚与传递-郭大顺考古文集》等专著及论文200余篇。学术成果收入由钱伟长总主编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科学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