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邵龙宝：中国诚信文化与西方契约精神有何异同？

       中新社上海8月22日电 题：中国诚信文化与西方契约精神有何异同？

　　作者：邵龙宝（上海杉达学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所所长）

　　诚信属于道德范畴，又是一种文化和精神，指人的品德行为真诚、忠敬；契约是一种法律规则，它内涵着道德，也是一种文化和精神。比较中国诚信文化与西方契约精神的异同，有利于中西方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以便更好认识自己、辩明他者、发展自身，达到相互理解、消除隔阂和纷争，进而融合创新，以解答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

　　中国诚信文化是修养理论又是治国理念

　　诚信文化可追溯到《易经》。《周易·系辞》说，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这里的贞，即正，就是诚信，也称“有孚”，“天道”生生不息，以“诚”为心。王夫之把儒家的“诚明合一”解释为“天人合一”，天和人的内在联系就是“诚”。

　　《中庸》曰：“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诚信是立人、立家、立国的根本。“天道”生生不息，以“诚”为心。言必信，行必果，以诚信为天下之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说天道的运行日夜兼程，永不停息，创造了自然世界的大美；“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以其博大的胸怀承载万物，不需要有人奉承、赞美，它也不束缚万物，而是让万物自由自在生长，“地道”创造了大爱。天地就是这样至诚不二。

　　君子居天地之中，巡守中道。天地给人以最高的位格，人应效法天地至诚不二，创造人间社会的大美和大爱。在今天就是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世界和平繁荣创造大美和大爱。天心人心实为一心，其核心就是“诚”。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讲的也是天道自然的真实无妄——“诚”。

　　中国诚信文化不仅是个人修为的学说，更是内政外交的智慧。子贡问政，孔子回答治国理政中“取信于民”比充足的武备和粮食更为重要。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成功饱含着对人民大众利益的一片赤诚之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不忘的初心。中国诚信文化的目标指向民众，指向国家和社会，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世界的和平发展，在当下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是取信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道义力量。

　　西方契约精神为现代国家制度机制奠基

　　西方契约概念最早在罗马法中出现，是指“由于双方意思一致而产生相互间法律关系的一种约定”。后来契约又有一些新的含义，但经济领域的涵义最为根本。到了近代，契约成为一种国家观。霍布斯、洛克和卢梭、康德的社会契约理论虽有差异，但都认为：人们为了保障、发展自己的权利，把一部分天赋权利让渡出来以建立国家，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导。社会契约论被解释为国家起源的合理根据和政治权威的合法基础，对现代国家的制度机制建设起到重大影响。

　　西方的契约精神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资产阶级战胜封建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为现代国家制度机制的建构打下奠基性基础。

　　西方契约精神在历史与现实中呈现出一系列弊端，美国法学家格兰特·吉尔默于1970年4月在《契约的死亡》一书中开篇写道：“有人对我们说，契约和上帝一样已经死亡，的确如此，这是无可怀疑的。”古典契约法领域中那种纯粹规则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契约概念开始土崩瓦解。20世纪以来西方各国的契约法中开始引入诚实信用和社会公共利益等道德原则，西方社会契约论也在依据现实情状的变化改革或改进。

　　善与恶：“诚信”与“契约”的人性前提不同

　　中国诚信文化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基础上，认为做人应发挥内在精神来实现自我完善。“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中国人活着的价值是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为在人间建立道德王国而奋斗，“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诚信文化是一种“内在超越”的文化，修身的理想目标是“至诚、至善、至美”。“德不配位，必有灾殃”的核心也是一个“诚”字，社会兴衰治乱都由道德修养为根本。心性修养学说和诚信文化资源是人类第三次启蒙的思想宝库，但也应看到，诚信文化层次和境界很高，但约束力不强；西方契约层次和境界不高，但约束力强，便于操作应用，将二者融合创新正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主题。

　　西方契约精神的人性假设是性恶论。《旧约》中上帝与亚当、挪亚、亚伯拉罕签约，摩西在西奈山代表以色列人与上帝建立永久的契约。《新约》有耶稣与门徒之约，扩大了契约主题，与上帝立约的人变成了所有信徒。无论霍布斯、洛克、卢梭还是康德都认为人有趋乐避苦、自我保存的本源性需要，为了扼制人性的私利、贪欲，包括占有欲和邪念等，人需让渡出一部分权利，交给第三方即国家、政府来保护个人免受他人的侵害。这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形成一种靠国家、政府、法律的强力意志来平衡和维护个人生存安全的保障体系。契约理论认为，国家存在的所有目标指向是个人的自由、民主和平等，没有人的自由就没有社会契约，也就没有国家。在资本不断扩张的进程中契约精神出现了偏差，导致极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

　　当极端个人主义的贪欲变成国家行为时会导致整个世界回到丛林法则，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等破坏了国际秩序和公序良俗，致使国际环境恶化，危机四伏，造成各种人间悲剧。中国诚信文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而西方的契约精神在国家交往中如何服务于维护世界和平、多边主义需重新审视和探索。

　　殊途同归：由“诚”到“信”，由“约”到“信”

　　中国诚信文化与西方契约精神都是来自人性的自然需要，为了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目标，殊途而同归。不同之处在中国的诚信契约主要建立在德性品格立信、守信的基础上，古希腊罗马的契约建立在商品交换的理性计算的基础上。中国诚信文化侧重道德良知、自律的约束，西方契约精神则强调惩戒的他律管束；中国由“诚”到“信”，西方由“约”到“信”；中国偏向德治，西方侧重法治；中国指向整体，西方指向个体。

　　诚信文化和契约精神都是安身立命的个体素养和生存智慧，又都是国家治理的理念。两种思想文化理念和精神各有优长和短缺，需通过交流、对话，从理论到实践加以融合创新，以使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建立在各国信守国际法、联合国宪章这个大契约的基础之上。中国诚信文化和西方契约精神的比较、对话和融合创新可为当今世界解决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危机、人为物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等问题提供智慧和启迪。

　　作者简介：

　　 邵龙宝，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杉达学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所所长，原同济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化与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暨顾问联络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伦理学会常务理事原副会长，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上海市教学名师。曾主持完成国家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项目、上海市德育重大项目等10余项，四次荣获省市级优秀教师称号，曾获得国家图书(教育类)二等奖和省市级教学、科研一二三等奖10余项，在《光明日报》《文史哲》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50余篇，《中西智慧与人格建构》(70万字)入选教育部文库，2021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