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唐均：《红楼梦》有何跨文化交流魅力？

        中新社上海6月10日电 题：《红楼梦》有何跨文化交流魅力？

　　作者：唐均 （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

　　1754年(清乾隆十九年甲戌)，《红楼梦》现存最早手抄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底本抄写完成；1791年(清乾隆五十六年)，包含后四十回续书的120回《红楼梦》程高本正式付梓。从此，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和“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红楼梦》，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把完整的情节和高超的艺术技巧，毫不吝惜地传向中文读者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在中华文化圈之外的异域读者，最早也是冲着书中丰富、鲜活、地道的汉文表达形式展开阅读的。

　　19世纪初英译《红楼梦》片段的马礼逊牧师，是西语世界第一个见诸记载的《红楼梦》译者，也是中文圣经的初译者。其翻译的初衷，即为学习书中生动活泼的汉语遣词造句。接踵而来的英译者德庇时、罗伯聃、艾约瑟、包腊、裘里(周骊)，俄译者德明、王西里，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东方文化圈内朝鲜语乐善斋全译本(1879年)，无不服膺于《红楼梦》精微高妙而又大多数琅琅上口的汉语形式，留下或长或短的多语种译文。这种借助书籍学习汉语中文的跨语际文本再现，基本上构成了19世纪《红楼梦》跨文化交流的全貌。

　　之所以说“基本上”，是因为还有个异类：19世纪前期在东亚文化圈内完成编译的蒙文《红楼梦》哈斯宝译本，同时附有蒙译者的点评。这是有据可查的第一次将《红楼梦》作为纯文艺作品进行欣赏的跨文化交流行为。作为不同于汉族和满族的蒙古族欣赏者，哈斯宝的迻译和点评虽然秉承了《红楼梦》早在钞本时代就已风行的欣赏模式，却有不少自出机杼的见解，以至于当代学者将其蒙文操作形式回译为汉文，有效反哺了“20世纪中国人文学界三大显学之一”的中文红学天地。

　　进入20世纪，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以其新红学的考据，正式确认了曹雪芹的作者身份，《红楼梦》开始走出中文世界和中华文化圈，昂首迈向世界。在跨文化交流的具体阅读时，《红楼梦》也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汉语学习辅助工具，而逐渐以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让世人知晓。无论是作为胡适和沈从文的挚友、深受新红学影响而在北美复译《红楼梦》、突出传递宝黛钗三角恋爱故事的哥伦比亚大学“汉学三杰之一”之王际真，还是终身以贾宝玉自况、将主要内容以其妙笔缩减为50回、在欧洲大陆反复再版并被多种语言转译的德语世界之孔舫之，皆是在20世纪上半叶让彼时欧美文化圈熟悉和认知《红楼梦》主要内容的功臣。

　　20世纪40年代，处于东亚文化圈的日本问世了两个《红楼梦》的120回译本；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此而来的中苏友谊黄金十年，直接哺育了西方世界最早的《红楼梦》120回全译本——帕纳休克和孟列夫合作完成的俄译本(1958年)，也间接催生了东欧语言世界陆续出版的捷克和斯洛伐克语《红楼梦》全译本(1986-1988年、2001-2003年)。20世纪40至50年代，作为《红楼梦》全译本集中推出的第一个高峰期，《红楼梦》首次“成建制”完整步入彼时发达国家读者世界。几乎同一时段，孔舫之德译本和王际真英译本，也在法、荷、匈、意、芬等多种欧洲语言中纷纷转译，无形中扩大了《红楼梦》读者群的边界。

　　20世纪70年代，出于当时政治需要的轰轰烈烈“评红”运动，却引发了《红楼梦》跨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二个全译本蜂拥时代。首先，中国国内推出了蒙、藏、维、哈、朝等少数民族语言的120回全译本，扩大了《红楼梦》在民族语言读者世界的传播。其次，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思翁婿两个全译本，也在这一时段或稍后完整刊出——而关于这两个文本的比较，仍是延续至今的议论话题。再者，改革开放初期，由李治华夫妇翻译、其师铎尔孟校订的《红楼梦》法语全译本(1981年初版)，以及杨宪益夫妇英译本转译的赵振江领衔西班牙语全译本(1988年初版)，都体现出译校者全面移植中文意译表达。21世纪初的《红楼梦》德语全译本，其前80回发端也同东德培养的马克思主义译者史华慈息息相关。可以说，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红楼梦》全译本扎堆式的涌现，反映出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正以全景式的形象集中展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毅然提前从牛津大学退休、全情投入英译《红楼梦》前80回的英国汉学家霍克思，首度开启英语多种文学表达手段、全面仿拟曹雪芹艺术技巧“摹写”《红楼梦》文本的模式；他的学生兼贤婿闵福德，忠实继承霍克思的这一翻译策略，使此译本还未问世就击败了彭寿神父的首个英语全译本而签约企鹅出版社，完整刊行后跻身英语世界一流文学作品之林。正是由于霍克思翁婿完整英译本的问世，才使西方语言读者世界不再把《红楼梦》视作单纯反映三角恋爱的二三流小说。而其直接、完整影响的白山人瑞典语全译本和崔溶澈、高旼喜韩语全译本，以及间接或片段切合的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全译本，也为《红楼梦》在欧洲世界的较高地位奠定了坚实的跨文化认知基础。

　　21世纪才过20年，但《红楼梦》的跨文化交流仍在向纵深发展，已完成的德语、泰语、马来语、保加利亚语、荷兰语等全译本就是典型例子，而孔子学院“新汉学计划”的实施，无疑也是其中不可忽略的强大推手。伴随着中国从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益成长为不容小觑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程，中华文化百科全书式的巅峰文学作品《红楼梦》，由一鳞半爪的片段输出、充任学习汉语的辅助读物，到介绍主要故事情节、显示二三流小说的俗套，再上升为展现中华文化要素的全面译介，并通过模拟曹雪芹创作风格和技巧跻身世界一流文学作品之列。两百年来《红楼梦》跨文化交流的轨迹，也是中国命运自近代以降跌宕起伏、发奋图强回归本位的平行写照。

　　平心而论，18世纪创作完成的百万字体量小说《红楼梦》，堪称体大思宏，读来千人千面。在逐渐脱离传统宗法社会结构的今天，作为母语文本的阅读者对其尚有大量误读和臆解，如前些年《红楼梦》在网评中不幸“荣膺”死活读不下去的中文小说之首，那对于文化不同的民族语和外国语读者而言，《红楼梦》不啻一种难以攀越的阅读高峰。所幸，历经一代代汉学家的艰辛努力，在涌现30多种语言的150多个不同篇幅译本之后，《红楼梦》终于可以像在中文世界所享有的传统至尊地位那样，开始受到以英语为代表的外语读者越来越热络、崇高的评价，可以比肩莎士比亚、狄更斯、塞万提斯、歌德、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世界一流文豪的作品。

　　《红楼梦》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读者群的关注，主要魅力就在于其中包罗万象而又不露痕迹的中华传统文化精髓。而将其准确传递给跨文化阅读的受众，也成为译者填充文化缺位的一个难点。尽管《红楼梦》本身缺乏紧张激烈的情节冲突，但文化要素的充盈之于当今跨文化交流频繁的世界，恰似民国时代蜂拥聆听一代学术大师陈寅恪的讲课，并非追求讲课如何生动，而是服膺于讲者渊博的学识及其有机的串连。

　　相较而言，作为小说本身文艺创作技巧的综合展现和巅峰示范，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历来被认为是跨文化交流的天堑，这一点在“一生英译出整个中国”的译坛名家伉俪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访谈文字中就有体现。然而，霍克思、闵福德翁婿的勠力尝试，似乎将这一“天堑”变成了通途。其实，观察更多的《红楼梦》译本，早如德语孔舫之，晚至捷克语王和达、斯洛伐克语黑山，这些译者也都在各自的迻译实践中或多或少做了霍克思的迻译尝试，只是因为其译语的非通用性，长期不为人所知罢了。今后的《红楼梦》跨文化交流，需要在相关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主动进行以曹雪芹文笔为标准的跨语际文艺摹写。这一策略逐渐成熟后，原本《红楼梦》在外语世界的最大阅读难关，反而可能成长为跨文化交流的又一个魅力。

　　作者简介：

　　唐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文学博士，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和斯洛伐克科学院访问学者，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学术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红楼梦》多语种译介和丝绸之路多民族文化交流关系，与人合著有《儒学典籍四书在欧洲的译介研究》(2015年)，独著有《红学·迻译·文化西行》(2019年)、《胡天汉月方诸——阿尔泰学论稿初编》(2022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