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5月30日电 题:我为何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专访德国汉学家吴漠汀
中新社记者 万淑艳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走过的逾100年历史间,海外译介从未停息。1926年法国文学期刊《欧罗巴》发表敬隐渔翻译的鲁迅《阿Q正传》,开启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向海外之路。
德国汉学家吴漠汀翻译了鲁迅、许地山、郁达夫、朱自清、冰心、巴金、钱钟书、王蒙、张洁、刘再复、贾平凹、余秋雨、韩少功、许泽晨、张炜、韩寒、绵绵等一大批中国作家的作品。吴漠汀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讲述他为何钟情于中国现当代文学。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除《红楼梦》德文版,你还翻译了一大批中国近现代作家的作品。你为何钟情于中国近现代文学?
吴漠汀:从世界文学角度来看,中国文学一直保持良好水平。《红楼梦》和《阿Q正传》从质量上讲是当时全球最佳文学作品中的代表作。
20世纪20年代,中国出现了许多在世界文学领域称得上高质量的文学作品,缘由之一是中国作家与各国文学进行了密切交流。今天,仍有一些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值得让世界看见。而当文学作品的引进多于译出时,更是如此。
中国现代文学吸引我的另一个原因是作品蕴含地方特色。例如,贾平凹的作品中包含了大量方言、家乡特有的地方传统等。这些精彩内容很难译成外语,但值得传播。我很愿意翻译这样的中国乡土故事,把它们带到外语世界。
中国现当代的顶级文学极其丰富。鲁迅塑造了白话文。在国际大作家中,虽然当时鲁迅拒绝被列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但其实他的作品甚至高于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标准。他以《阿Q正传》《孔乙己》《狂人日记》等作品写出了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现代文学。直到今天,用英文出版他的全集仍是一个宏愿。而我翻译了他的《小品文的危机》《华德焚书异同论》《为了忘却的纪念》等。
王蒙对文学中意识流风格的实验性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我曾翻译过王蒙文集《中国天机》、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和他的一些散文。此外,我非常喜欢翻译韩少功的作品《空院残月》和《怒目金刚》。
中新社记者: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魅力何在?翻译近现代文学如何加深你对中国的了解?
吴漠汀:中国近现代文学是理解中国及其文化最好的方式。作家能让读者明白其想法,让读者参与到他们的想法中来,以中国的视野观看中国。
中国近现代文学中能看到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碰撞的火花。以鲁迅作品《呐喊》为例,其真实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以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剖析与抨击,给读者提供了新角度了解中国近现代文化与时代特点。
同时,“80后”文学等新兴文学登场,成为新世纪之初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现象。2000年以后,以青春文学为主体的“80后”写作在文学市场取得了辉煌成果,韩寒是其中较有名气的一位。
作家们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对时代的不同理解,在了解他们的作品和思想过程中,可以一步步了解中国。
中新社记者:有种说法是,很多文学作品在跨文化翻译过程中,会让作品失去原本的魅力。你翻译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是如何克服翻译瓶颈的?
吴漠汀: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文学作品在跨文化翻译过程中并不会失去其原本魅力。如果不做翻译,那么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只会拥有本土读者;要想让作品走出去,就至少得将其译成英文。
每部文学作品或多或少都有独特魅力。倘若一部文学作品在外国读者看来极具魅力,而本国读者却意见相左,我们把它译成外国文字就很有意义。
但翻译文学作品切忌改变其原本魅力,不能增加或减少一分,须充分理解和鉴赏该文学作品。倘若本土译者无法充分理解和鉴赏,那么最佳译者可以是旅居该国多年的外国译者。通常,成功的文学作品翻译大多由译作语言为母语的译者完成。
中新社记者:过去很长一段时期,西方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较多,而对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较少。有外国翻译家直言:“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处境如同沙漠。”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吴漠汀:中国当代文学在外界确是一片荒漠。但其实是受到了不公待遇,因为中国确有高质量文学作品。
在德国,非德国文学占文学总量的12.5%,中国文学只占文学的0.3%。我从事翻译工作之前,我们每年有11本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德语。随着我的参与,这个数字大约翻了一番。我在德国召集一群年轻汉学家加入了一个翻译工作坊,平均每年大约将10本书从中文翻译成德文,其中大部分是文学作品。十多年来,我们从中文翻译成德文的书籍数量增加了一倍。
中国文学只有在中国进入国际社会舞台才会受到欢迎,国家形象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中国在提高自己的文化吸引力上还有一段路要走,我希望我的翻译能够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添砖加瓦。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中国近现代文学在西方“遇冷”现象有改变吗?哪些类型作品更易吸引欧洲读者?
吴漠汀:中国文坛自身能够多产出高质量文学作品。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高质量的文学作品仍较为丰富。像莫言、刘慈欣、阎连科、苏童、余华等一些当代作家在西方读者中已具有一定影响力,但更多作家依旧面目模糊。
整体而言,中国文学尚未在西方读者中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稳定形象。中国作家可多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以取长补短、兼收并蓄。例如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鲁迅就积极参与文化交流和翻译。通过激烈的文化交流,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被翻译成法文,并得到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支持。
在文学类别中,科幻小说、儿童文学和网络文学是西方读者包括欧洲读者较为欢迎的。艾瑞咨询研究显示,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海外用户规模已达到八千万以上,对西方读者吸引力非常强。
中新社记者:扎实的语言功力和翻译水平使你的作品在欧美汉学界引起广泛关注。你认为翻译中国近现代文学能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怎样的贡献?
吴漠汀:要改善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的情形,除上述方法之外,还要让人们团结起来。当人们真正了解了一个国家的人,常常会改变对这个国家的态度。因此,我们可以多与他国内部建立学校伙伴关系和城市伙伴关系等。
同时,也可以用其他文化方式吸引外国读者。像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拍摄的大片极大推动了西方对中国文学作品的接受度,《红高粱》《菊豆》《人生》等都是改编成电影的文学作品,《喜宴》《饮食男女》等电影介绍了中国饮食文化,《卧虎藏龙》介绍了中国武术。
此外,了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的最好方式就是阅读现当代文学,作者可以带领读者进入其思想,让读者参与他的思想轨迹,通过中国人的眼睛了解中国,打破偏见。比如,安乐哲和罗思文阐释《论语》时尝试从比较哲学角度寻找出路,就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成功传到英语世界。
中新社记者:近现代东西方文学有何交流与相互影响?
吴漠汀: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主力是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留学生和移民海外的华侨华人。西方传教士把中国古典文学介绍到了西方,比如理雅各翻译出版了《中国经典》,向西方读者介绍东方文化、哲学思想和风土人情。朱生豪是中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较早的人之一,其译文质量和风格卓具特色,为国内外莎士比亚研究者所公认。郭沫若是歌德作品最早的翻译家之一。
近现代东西方文学交流不仅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还丰富了世界文学。西方文学种类丰富,为中国人阅读提供了更多选择。中国文学也会给西方带来不一样的视野和体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曾阅读过大量外国经典名著,后来他写了许多乡土作品,让西方读者真切感受到中国。
文学交流正在增强。目前,德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正处于高峰,越来越多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语。然而,只有当市场本身需要中国书籍时,中国文学才会增加其在全世界的影响力。
【受访者简介】
吴漠汀(Martin Woesler),男,生于1969年,德国著名汉学家、欧洲科学院院士、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德国维藤海德克大学汉学研究员,曾任德国慕尼黑应用语言大学中文系主任、罗马第三大学讲席教授、美国由他谷大学副教授。2019年9月受聘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红楼梦》、比较文学、翻译、跨文化交流、中国现当代文学。他通晓德语、汉语、英语,先后翻译一大批中国作家的作品。他同史华慈(Rainer Schwarz)先生共同翻译完成的《红楼梦》,是《红楼梦》首部完整德文译本。荣获2020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