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胜雅律：如何增进中西方人权观沟通交流？

        中新社布鲁塞尔5月20日电 题：如何增进中西方人权观沟通交流？

　　作者 胜雅律(瑞士法学家，德国弗赖堡大学汉学专业终身教授)

　　编者按：5月19日，中国新闻社在北京举办“东西问智库·中国人权发展道路专题研讨会”。欧洲知名汉学家、瑞士比较法研究所中国法律专家、德国弗莱堡大学汉学终身教授胜雅律(Harro von Senger)应邀作书面发言，阐释中西方人权观共识与交流等议题。中新社“东西问”特将胜雅律教授发言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中国40多年来在人权领域的进步值得肯定。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前，人权被贴上“资产阶级阴谋”的标签并被拒绝承认。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只有北京大学和吉林大学保留了法律系，而北大法律系的规模全校排名倒数第二。

　　1978年后中国恢复了律师制度，1996年“无罪推定原则”被引入中国刑事诉讼法，2004年中国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一款，现在法学院在中国遍地开花，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

　　两千多年前，中国已有哲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德国著名戏剧家、马克思主义者布莱希特也有句名言“先吃饱再讲道德”。中国信仰马克思主义，将重点放在经济发展和经济人权不意外。2001年3月，中国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很好说明了中国人权观的侧重点。

　　发展权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非常重要，仅围绕某些个人人权的人权观相当狭窄。例如，2021年3月瑞士发布《中国战略》文件，表示几十年来中国“亿万人民脱贫”，为“全球减贫作出重大贡献”，但文件仅仅把这些成就视为经济成就，避而不谈这些成就也是人权成就，即经济人权成就。

　　瑞士《中国战略》文件又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面向全球的发展模式”，旨在加快中国西部贫困省份的发展，在第三国兴建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加强亚洲与欧洲、非洲的互联互通。既然“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推动中国和其他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那么应该被视为旨在推动经济人权和发展权的“全球人权项目”。

北京街头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主题花坛。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
 

　　在瑞士，很多党派和政治家都强调解决难民问题的必要性，由于多数前往欧洲的难民是“经济移民”，在非洲和其他国家推动实现经济人权是有道理的。如果瑞士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以应对“经济移民”问题，那么这种参与符合瑞士联邦宪法，因为宪法规定“联邦应致力减轻世界的苦难和贫困，促进尊重人权”。请注意：瑞士联邦宪法先提到“联邦应致力减轻世界的苦难和贫困”，然后才提到“促进尊重人权”。可见前者即实现经济人权是首要关切。

　　中西方人权观的沟通交流，基于中西方在很多人权议题上的共识，且共识远大于分歧。例如，2006年至2009年，瑞士和中国同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在此期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286项决议，其中209项决议未经表决获一致通过，可见瑞士和中国对很多人权议题的看法类似。

　　瑞中在人权议题上的共识是长期的。2018年，同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两国都同意有关“恐怖主义与人权”“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促进人权”“人权与环境”“在所有国家实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等决议，另有一项关于食物权的决议几乎获一致通过，只有美国投了反对票。这意味着在以上方面，当时瑞士和中国站在一起。

　　今年2月28日至4月1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9届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会上相当多的决议也是未经表决获一致通过。

　　但无论是瑞士媒体还是瑞士官员，讨论人权时只字不提瑞中在很多议题上看法类似，其他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内部，西方国家经常投票支持有关经济人权和发展权的决议，可谓是“公开的秘密”，他们却不告诉自己的国民，致使西方普通民众根本不知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具体动向。

　　为增进中西方人权观的沟通交流，建议每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闭幕后，中国用英语、法语、德语等语种发布一份全面的会议报告，尤其要列出决议名称和西方国家的投票情况，让大家看看西方国家对很多决议的态度其实和中国一致。这是中国应该做的事，因为西方国家肯定不愿意做。

　　当然，一些有争议的决议可能会让包括瑞士在内的西方国家“出洋相”，如2017年6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促进享有和平权”决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投票支持，美国等西方国家投票反对，瑞士弃权。如果美国和瑞士民众得知自己的国家不支持“和平权”，肯定会非常惊讶，很可能会把注意力从中国转到本国，从“小人求诸人”变为“君子求诸己”。

　　【作者简介】

　　胜雅律，瑞士法学家和汉学家，德国弗赖堡大学汉学专业终身教授，瑞士比较法研究所中国法律顾问；1988年出版介绍中国三十六计的专著《智谋(上册)》，其后出版《智谋(下册)》《谋略》等著作，2011年翻译出版德文版《孙子兵法》，2017年出版《瑞士之道》，2020年出版《给法律人士的36计》，2021年出版《中国民法典中的继承法》；精通中国法律、中国法律制度史、中国法律思想史等，多年来发表了大量以中国法律、中西方文化交流等为主题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