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张振玉：玻璃小碟如何见证中西方技术交流史？

        中新社福州5月17日电 题：玻璃小碟如何见证中西方技术交流史？

　　——专访福州市博物馆馆长张振玉

　　中新社记者 刘可耕

　　中国福州市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件宋朝料器的登峰之作——蓝料菊瓣纹扣银小碟。

　　这个小碟何以见证中西方玻璃“和而不同”？在“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福州市博物馆馆长、福州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张振玉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阐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料器具有怎样的历史？

　　张振玉：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与时代艺术的结晶，料器流光溢彩、变幻瑰丽，是东方人精致、细腻、含蓄的艺术语言。在古代，料器属于名贵工艺品，只有少数皇亲国戚、豪门富贾才能享用。

　　业内关于料器的起源有诸多说法。但普遍认为，至少在战国时期，中国古人就已经掌握了料器的制作工艺。有专家推测，古人在铸造青铜器时，溅出的铅铜溶液与陶土混合，意外形成了料器的雏形。工匠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从而形成料器的制作工艺。

　　早在商代，当时的冶金、炼丹、原始瓷工艺是玻璃制造的重要萌芽条件。到了西周，玻璃烧制技术真正成型，目前中国从西周时期多处墓葬中发现的玻璃珠、管可以印证。战国至秦汉时期，玻璃迎来了重要发展时期，品种增加，色彩也较之前华丽。从出土料器中可推证，秦时料器已为普通装饰品，且有加色嵌镶者，如蓝料之充耳，上嵌孔雀石加银丝者。

　　在汉代，玻璃被称为“五色之玉”，玻璃仿玉制品开始成为风尚。魏晋南北朝，铅钡玻璃得到发展，至迟北魏时期，中国已经采用了玻璃吹制技术。唐代起，玻璃制品开始扮演重要角色，如唐代的各式三彩器。著名的《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腕上戴着一串透明饰物，也被专家们认为是料器手钏。唐朝诗人韦应物在《咏琉璃》中曾对琉璃不吝夸赞：“有色同寒冰，无物隔纤尘。”

　　宋代，玻璃工艺水平又有了进步。河北定县一座北宋培基中出土的33件舍利玻璃瓶，器壁如薄纸、如晶明，是北宋玻璃制造技术进步和吹制玻璃水平发达的明证。料器在民间的使用也趋于普遍，多被用在装饰品和佛教用品上。元代玻璃仿玉已达可以乱真的地步。

　　清代是中国古代琉璃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琉璃品种繁多，工艺技术高超。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诏令内务府造办处，专门设置琉璃器皿“作坊”，为区别烧制琉璃砖瓦厂而新取名为“玻璃厂”。从此，“玻璃”之称广为流传。

　　中新社记者：蓝料菊瓣纹扣银小碟为何被称为宋朝料器的登峰之作？

　　张振玉：现藏于福州市博物馆的宋蓝料菊瓣纹扣银小碟，口径8厘米，底径5厘米，高2.5厘米，可放置于成人的手掌中；其腹部呈24片菊瓣形，宛如一朵盛开的菊花。这件精美绝伦、传世千年的蓝料精品，贵气不失稳重，精巧不失品质，品鉴不失神韵。

　　此碟的珍贵之处在于：制作工艺复杂。它以孔雀蓝料浇筑成型，器型规整，呈半透明状，颜色纯正艳丽。口沿处镶有银箍，扣银厚度均匀，与器身贴合得比较好。

　　成品率低，传世极少。这件小碟是一次性浇筑而成的，古时候不似现代有各种精准的仪器可做辅助，靠的是手感，稍有不慎就会带来不完美的结果。因此，制作成品的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孤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为皇室贵族所专用。另外，从宋代至今已过千年岁月，能够保存、流传至今，实属不易。

　　颜料珍贵。因为提取蓝色的原材料来源于异国他乡的天然矿石，资源稀少，开采也十分困难，极难获得，故自古以来蓝色在艺术家眼中是奢侈的色彩。据说，米开朗基罗未能获得珍贵的颜料，他的画《埋葬》未能完成；维米尔在绘画中运用了极少的蓝色为画面点缀，却因此深陷家庭债务的泥潭。福州馆藏的这件文物，以珍贵的玻璃原料为材质，融合古代比黄金还贵的蓝色颜料，通过被誉为“火中的指尖绝技”的料器工匠精湛技艺，成就了蓝料精品，那更是贵上加贵。

　　在全国博物馆馆藏文物中堪称稀世珍品。20世纪90年代，国家文物局抽调资深鉴定专家组成了文物一级品专家鉴定小组，对中国各地博物馆的馆藏珍品进行鉴定。1995年，这件宋蓝料菊瓣纹扣银小碟被专家们一致鉴定为一级文物。

　　中新社记者：这样的一件料器文物是如何展现中华文明及中外科学交流的？

　　张振玉：文物是在人类发展历史中被创造出来的使用器物。它本身又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这件宋蓝料菊瓣纹扣银小碟，展现了宋代繁盛的经济文化面貌，农业、制瓷业等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反映了当时工匠的精湛技艺及时代艺术特征，见证了中国玻璃、蓝颜料的发展以及扣银工艺的辉煌。

　　菊花花瓣的造型在宋人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体现了宋人对菊花的喜爱。秋末开放的菊花象征着高洁脱俗的精神，它符合宋代文人朴素、恬淡、自然的审美情趣。

　　同时，料器制造业的发展也体现了中外科学文化的互相交流。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玻璃与西方玻璃的制作工艺不断交流融合。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汉朝时西域各国就已通过丝绸之路将西方玻璃传到了中国；唐朝时不仅陆上有，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来的还有天竺玻璃；两宋时的大食诸国、清代早中期的西欧传教士都曾将琉璃制作技术传入中国，对中国的琉璃制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西方玻璃制作工艺也有区别。中国古代出土的玻璃经鉴定多为铅、钡成分的玻璃，遇热易碎裂，而且化学稳定性较差。中国自古以来还是一个尚玉的国家，但受限于玉石产量的局限性和地理上的分布不均，所以中国古代的料器，尤其是战国、汉代时期，多以模仿玉的特性为目标，料器的透光度比较低，色泽却更加鲜艳亮丽。而西方的玻璃，一直以钠、钙玻璃为主，耐温性能较好，对骤冷骤热的适应性较强，透光性更好。

　　中新社记者：料器稀世珍品何以穿越历史时空，见证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

　　张振玉：中国各地有不少的料器稀世珍品，如合浦汉墓出土了西汉深蓝色玻璃杯、湖蓝色玻璃杯等，据考证可能是受西方玻璃制造技术影响，采用本地原料烧制的产品。同时期的钾硅玻璃在东南亚和印度也有发现。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武帝使人入海市璧玻璃”，就是从现在的北海出海贸易的。这些琉璃器是中国与海外进行商贸、文化和技术交流的重要佐证。

　　东汉后，玻璃器皿大都从海外运来，从南方海口城市上岸而向北方传输。玻璃是易碎物品，陆上丝绸之路运输困难，因而间接刺激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繁荣。

　　中国多地考古发现有伊斯兰玻璃，如河北定县五号塔基、安徽无为宋塔、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和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延毅墓等。

　　1987年，法门寺出土了一件蓝色几何纹贴花盘口瓶。在国外，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柏林国家博物馆、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等博物馆收藏的伊斯兰玻璃中，各有一件玻璃瓶的器型或纹饰，与法门寺出土的这件类似。有人根据运用在这些器皿上的热加工装饰工艺进行推测，这类玻璃器皿是伊斯兰早期的作品。

　　中国出土的伊斯兰玻璃数量多，有可靠的年代和出土地点，多是精品。中国已经成为产地之外的最重要伊斯兰玻璃发现地之一。伊斯兰玻璃在中国大量发现，不仅为研究伊斯兰玻璃本身提供了重要资料，也是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呈现。(完)

　　受访者简介：

　　张振玉，福州市博物馆馆长，福州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主持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福州古代教育史展》《平潭“碗礁一号”出水文物展》《跨越海洋——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八城市文化遗产精品联展》等各类大中型综合性和专题性陈列展览100多场。著有《博中觅史》一书，主编出版《闽都华章——福州历史陈列》《海丝遗珍——“碗礁一号”沉船及平潭水域出水瓷器》《福在福地》《千年丝语——福州北郊茶园山宋墓出土纺织品图录》《物话名城留住记忆——讲好福州文物故事》，在文博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