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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井口淳子:中国民间说唱“活的文化”如何触达内心?

来源: 意大利侨网  日期:2022-05-07 12: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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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北京5月6日电 题:井口淳子:中国民间说唱“活的文化”如何触达内心?

  中新社记者 高凯

  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不仅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引起人们广泛兴趣,丰富多元的中华传统文化也受到越来越多关注。日本民族音乐学家、大阪音乐大学教授井口淳子,就是一位对中国民间说唱艺术有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外国学者。

  井口淳子曾长期在华进行田野调查,从民族音乐学角度对中国民间说唱进行艺术研究,以“他者”的眼光观察中华传统文化。她将中国民间说唱艺术视为农村地区的“口头传统”,认为这是一种极具价值的“活的文化”。

  井口淳子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分享自己在这一特别研究领域的发现,回望在华深入田野调查中的“遇见”和“感动”,讲述对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思考。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对中国民间说唱艺术这一相对“窄众”的领域产生兴趣,下决心对其展开研究?您从中发现了什么?

  井口淳子:1987年我就读大阪大学民族音乐学专业研究生时,了解到中国有300种以上的曲艺曲种,而日本只有几种古典说唱艺术。中国如此繁多的曲种是怎么发展而来的?各自有怎样的特点?而作为文化同源的艺术,它们又有着怎样的相通相似之处?我一下子冒出很多问题,而且据我当时的了解,这其中包含很多源自中国农村的曲种,说实话很让我吃惊。以上种种激发了我的兴趣。

  为研究中国民间说唱,1988年-1995年我先后五次来华进行田野调查,将流传于河北省乐亭县、滦南县的“乐亭大鼓”这一说唱题材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包括说唱在内的农村口传文化。1993年-1994年,我以北京为基地,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文献资料调查。

  民间说唱艺术在中国农村基本以口头传承为中心,不需要文本书词。长篇说唱的即兴性很强,可以插入“笑话”。根据场合的不同,书词也会发生生动的变化。说唱和听众的相互作用非常活跃。

  我于《中国北方农村的口传文化——说唱的书、文书、表演》一书中,对乐亭大鼓的长篇书词“淌水”进行了详细分析。在“活的艺术”这一点上,被称为“淌水”的演唱者采用了能够自由变化的书词,明确了什么是固定的,什么是变化的。

  但是,口头传承并不意味着这些艺术没有受到《鼓词》《大鼓词》等刻本的影响。中国农村的说唱艺术作者中也有“作家”,他们整理旧版本,创作新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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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口淳子著《中国北方农村的口传文化》。
 

  中新社记者:您说中国民间说唱文化是一种“活的文化”,请问所谓“活”是指哪些方面?作为一种文化,总有核心内容是一直传承的,您认为其中不变的核心元素有哪些?

  井口淳子:比如,《三国演义》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古典剧目,说书先生不会改变故事和书词的核心部分,但会用吸引现代人关注的方式进行创新表达。演出位于城市气派的书场书馆还是农村的广场、表演仅限一天还是连续多天、听众是怎样的人、现场反应如何等,根据这些不同的因素,表演者最终的呈现会有很大不同。越是出色的演出者,越善于做出各种灵活多变的调整。

  这种“演出”自古以来就是民间说唱文化吸引人们的核心。不是固定的“文艺作品”,而是作为表演艺术而存在,没有一个是相同的演出。我认为这是说唱文化的精神内核,其文化魅力不仅跨越国界,也能触达内心。

  中新社记者:您提到,“用自己的眼睛看对方国家,直接交流是很重要的”,在中国进行多年田野调查过程中,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井口淳子:中国农村有很多生活经历丰富且极富才情的“作家”,每个人的经历都浓墨重彩。比如我田野调查期间遇到的张建国先生(1939-2018年),不仅精通乐亭县的影戏、大鼓、评剧三种民间艺术,甚至还自己创作脚本。

  说书先生和伴奏者中有很多拥有丰富知识和品德高尚的人,他们是研究人员的老师。我通过和他们打交道,了解到中国民间说唱中根植于生活深处的“笑话”源头。比如我遇到的一位盲人伴奏者经历了很多生活的艰辛,但对他人、对生活反倒愈发宽容善良。这让我感到,艺术的传承在内涵上永远离不开人性的温暖。

  我早年在中国农村做调查研究时,因为在读硕士研究生,手头没有多少积蓄,对受访者完全谈不上有什么物质上的回报,但当地农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我们准备了一切。回到日本后,我了解到当时我做调查的冀东地区曾在战争中遭受日方的严重破坏,但当时的村民们并没有对我提及往事,中国农村百姓的宽容之心让我至今深受感动。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中国民间口传文化的鲜明特征为何?中日两国口传文化有何差别?

  井口淳子:同日本口传文化相比,中国各地方言都有不同的曲种,语言和音乐的结合性很强。和古典的书词一样,中国民间说唱的新书目也在不断被创作出来。在日本,由于社会氛围过于尊重古典作品,很难产生新的剧本。

  我觉得中国的曲艺已成为民众文化、娱乐和生活的一部分,戏剧、乐器和音乐类型等经常发生变化。日本的“能”与“狂言”有约650年历史,歌舞伎和人形净琉璃(曲艺剧)有约400年历史,但日本几乎不使用新的乐器。就像中国唐代乐器如今依然存在于日本雅乐演奏中一样,日本有着“保存原样”的强烈倾向。

  比如,人形净琉璃的义太夫节是日本代表性的说唱音乐,脚本、音乐、太棹三味线都与江户时代一样没有变化,用丝线的弦珍惜地保持着微妙的音色。虽然也有新剧本,但是人气剧目是17、18世纪的故事,初学者看日语字幕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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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歌舞伎表演。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中新社记者:中日一衣带水,音乐交流源远流长。您如何评价历史上两国的音乐交流及其对文化往来产生的影响?

  井口淳子: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首先是中华文化传到日本,日本在接受影响的同时完成了本地化。以古琴乐谱为例,日本简直就像中国的文物保管仓库一样,古谱和正仓院的乐器等现在仍可以在日本见到,传统音乐交流是两国往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等专业的硕博中国留学生突破了中日两国语言的壁垒,发表了很多优秀研究成果。我十分期待今后有更多中国人研究日本音乐,更多日本人研究中国音乐。

  因为本文化研究和异文化研究在其视点、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日本人在研究日本音乐的时候,往往会拘泥于细致的主题和问题,有难拥有广阔视野的倾向。而中国人研究日本尺八和日本筝的时候,自然会产生比较的视点。

  除了传统音乐,今天游戏音乐在中日两国的传播也在证实“文化容易跨越国境”。比如中国的人气游戏在日本受到欢迎,游戏中展现的京剧等中华文化吸引了日本年轻人。

  中新社记者: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能否从您的研究出发谈谈您对两国民间文化交流的感受?两国民间文化交流应从哪些方面予以加强?

  井口淳子:在民间交流层面上,了解“等身大”的对手是很重要的。我的新书《送别的饺子:中国·城市和农村肖像画》(2021年京都:灯光舍),描写了在华30多年田野调查中遇到的难忘人物,记述了与河北、宁波、厦门、湖南等各地男女老少的相遇和离别。这本书意外地受到不少读者的欢迎,我看到有读者发出这样的感想:“中国人在严峻的时代和环境中也对他人热情、豁达、富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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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的饺子:中国・城市和农村肖像画》 (日语)
 

  在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继续加强民间交流、加深对彼此的理解,有助于两国深化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帮助两国更好面向未来。

  【受访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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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口淳子(IGUCHI Junko),大阪音乐大学音乐学部教授(音乐学,民族音乐学)。文学博士,大阪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博士后。主要研究课题有“对中国的音乐以及艺能的研究”“近代亚洲洋乐史”。主要著作《中国北方农村的口传文化—说唱的书,文本,表演》(2003 厦门大学出版社)《上海租界与兰心大戏院—东西艺术融合交汇的剧场空间》(2015,上海人民出版社)《流亡者们的乐坛—上海租界的音乐与芭蕾》(2021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送別的餃子—中国都市与农村肖像画》(日)(2021 京都:灯光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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