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张新民：阳明学何以远播海外？

        中新社贵阳4月25日电 题：阳明学何以远播海外？

　　——专访中华儒学会副会长张新民

　　作者 周燕玲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可谓源远流长，人才辈出，但能同时做到“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人物为数不多。明代的王阳明，便是其中的大儒。

　　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王阳明的思想远播海外，不仅展现了强大学术生命力，也成为与西方对话的重要思想资源。近日，中华儒学会副会长张新民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畅谈阳明学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进行阳明学研究。阳明学最重要的思想是什么？对当代有何意义？

　　张新民：阳明的心学思想源于其深邃的生命体验，从早年的“心即理”“知行合一”到晚年的“致良知”，每一个理论学说的提出都是一次人生境界的飞跃、提升、发展和完善，并与他的人生苦难经历和生命磨练有关。他的学问是充满活泼朝气的生命实践，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特有的本体实践学的内涵与精神。

　　对于生活在现代语境的当代人来说，阳明学本质上是学自己。一方面，要从喧嚣吵闹的世界返回自身，寻找自我完善的本体论依据，返归自己本源真实的人性，激活能辨别是非好恶的良知，并积极勇猛地投身于改造和完善人类社会的道德实践活动中。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充实、丰富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存与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达到改造和完善人类社会整体的终极目标。

　　中新社记者：阳明学是如何在日本、韩国及西方国家传播的？

　　张新民：包括朱子学与阳明学在内的儒学，东传至日本、韩国后，便形成了覆盖更广泛地域和人群的东亚儒学思想资源。日、韩都同在儒家文化圈之中，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长期受惠者。

　　阳明学至迟17世纪初已传入日本，但逐渐扩大并真正构成日本社会思潮的高峰期，则是在明治维新社会激烈变革之际。当时不少倒幕和维新志士服膺阳明学，甚至整个社会舆论也在宣传阳明思想。此后，作为中国学习西方的首选留学地，日本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国人对阳明学的整体评价。

　　阳明学传入韩国的时间较日本早，但声势影响却远不如日本。韩国阳明学者强调“实心”“实行”的重要性，以此反对一切“虚学”“虚行”。这说明阳明学传入韩国后的在地化发展，表现出不少心学与理学交织互融后的实学特征。

　　阳明学传播至西方国家的时间相对较晚，最早的传播者可能是到过中国的一批传教士。此外，美籍华人学者的贡献不容忽视，如长期在美国执教的陈荣捷先生是将中国哲学介绍到西方学界的重要桥梁式人物，他翻译的《传习录》虽比亨克( Frederick G.Henke)的译作《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更晚，却更为精当和准确。

　　杜维明在美国撰写的博士论文《青年王阳明》，主要介绍阳明早年的学思经历，在海外也产生一定学术影响。1972年，成中英先生在夏威夷大学主持召开的那次大规模的王阳明学术思想研讨会，有力推动了阳明学在北美的探讨和研究，也可看作阳明学在海外传播的标志事件。

　　英语世界较有代表性的外国学者，如美国汉学家鲍尔(Paul Wienpahl)撰有《斯宾诺莎与王阳明》一书，提供了比较哲学的视野。另一位以德文写作的瑞士学者耿宁(Iso Kern)，以西方现象学的分析框架研究王阳明，撰写《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文集》《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两部专著，译成中文后都引起了较大反响。

　　西方汉学家或华裔学者的研究，一方面开启并扩大了中西哲学交流对话的空间，促进了双方相互发明和共同提升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将中国哲学置入西方理性思想讨论的语境，有助于西方人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研究。阳明学的传播与研究，虽然只是其中一部分，但预示了中西思想会通融合的时代发展趋势。

　　中新社记者：阳明学在中西文明对话中处于什么地位？

　　张新民：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是无数先贤创造的智慧结晶，如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等，都是各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思想人物。阳明学的西传，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所发挥的桥梁沟通作用不可低估。

　　阳明也是中西哲学尤其精神实践哲学交流对话的一个中间媒介，藉此可更好地了解或把握中国与西方文化的人文精神传统，以深刻的人性观察和心灵体验来共享人类必需的精神哲学，从而共建一个合理与和谐的世界文明新秩序。

　　如果说阳明过去是儒学内部与朱子同质对话的一位异代知心谈伴，体现传统学术思想自我调整和发展的深层智慧，那么今天则已越洋过海，成为与西方精神传统和哲学思想异质对话的一位国际诤友了。

　　中新社记者：阳明心学的精义或特色是多方面的，有必要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心学”吗？

　　张新民：今天研究阳明学，应具备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建立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心学”。“新心学”一方面要继承发扬中国固有的精神传统与心灵哲学，另一方面也要包容整合西方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哲学，不拒斥外来的优秀学术成果。

　　我个人认为需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学术建构工作。

　　首先，在形上超越的层面，需要与世界各大宗教学术开展积极有效的交流与对话。因为无论“心”或“良知”，在阳明那里都是与形上超越的天道、天理相通相贯，是以本体论意义上的天道流行说和宇宙生成论为基础的，决非仅仅是简单化、平面化的世俗伦理学说。例如，依据康德理性分析进路必然不可知的“物自体”，在阳明那里凭借直觉慧观的进路则是可证和可知的。而无论以康德诠释阳明，或以阳明诠释康德，都可在本体论层面进一步相互发明，引发出重建“新心学”的重大历史意义。因此，在阳明与康德、阳明与尼古拉、阳明与马丁·路德这些原有比较的基础上，尚有必要进一步扩大交流互鉴的范围，从而深化“新心学”建构的致思维度与理论探讨基础。

　　其次，在沟通形上、形下的道德实践层面，有必要整合各大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以中国传统心性哲学或精神哲学为本位，积极开展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新心学”学术探讨。这样的建构活动离不开比较，而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是一种对话，如阳明成圣理想与康德道德律令、阳明美学思想与康德美学思想、阳明“天人合一”与海德格尔“天地神人”之说的比较等，都催生出了一批学术视野东西会通的学术成果，从而为“新心学”的建构奠定了历史性理论基础。

　　最后，在形下的社会实践的经验层面，由于阳明极力强调身、心、意、知、物只是一件，不可能不关注人的心理、意识活动现象及社会行为现象。以此为出发点，可以把西方已发展成熟的心理学包容进来，从而更好地分析人的复杂心理结构及意识行为，以求解决人的心理疾病或意识障碍等复杂问题，开展出一套以心灵锻炼和良知(关爱)实践为中心的治疗学。

　　【受访者简介】

　　张新民，中华儒学会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研究会副会长、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兼荣誉院长、贵州儒学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著有《阳明精粹·哲思探微》《儒学的返本与开新》《存在与体悟》《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贵州：学术思想世界重访》《贵州地方志考稿》和主编《阳明学刊》《天柱文书》等多部学术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