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熊昭明：广西汉墓何以出土“罗马玻璃碗”？

        中新社南宁4月19日电 题：广西汉墓何以出土“罗马玻璃碗”？

　　——专访广西民族大学教授熊昭明

　　作者：黄令妍 杨陈

　　从汉王朝使团带去黄金，到东南亚、南亚国家输入各类珠饰，再到或经由南亚和东南亚，从西亚、地中海地区间接贸易输入的罗马玻璃珠、玻璃碗、波斯陶壶和铜钹等，通过对广西合浦汉墓出土文物的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一条2000多年前正式开通的远洋贸易航线不断清晰和丰满。

　　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考古遗存研究及相关历史文献整理》首席专家熊昭明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合浦汉墓出土文物生动再现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科技与文化传播、人员往来的图景，实证汉代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多元、包容特质。这对今天营造新型中西关系，充分阐述跨国界和跨地区交流与多维对话方面，有很大现实意义。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合浦汉墓出土文物被认为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有力物证，其如何反映当时中国与海外商品贸易，及中西文化交流、技术传播？

　　熊昭明：合浦汉墓群是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古墓群之一，1957年迄今，发掘已超过1200座，出土大量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文物。这些文物印证了汉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出黄金、丝绸等。通过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的贸易，或与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地区的间接贸易，输入香料、玻璃器皿、波斯陶壶、铜钹和珠饰等舶来品。其中珠饰包括玻璃、石榴子石、琥珀、水晶、绿柱石、肉红石髓、玛瑙、蚀刻石髓、金珠等。

　　以合浦汉墓出土的罗马玻璃碗为例，因当时西方人比较喜欢玛瑙，他们就区别于单色玻璃，仿玛瑙的颜色制作了此碗。经化学成分分析后确认，该碗为原产于地中海沿岸的钠钙玻璃，后经印度等地转口贸易流入合浦。

　　通过梳理和研究合浦汉墓及其相关出土文物，当时海路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轮廓渐现，从而印证了史籍关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这一阶段甚至更早时期，航线西端的印度、斯里兰卡跨越印度洋与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已经兴盛，合浦港作为航线东端的起点，通过东南亚、南亚与西亚、地中海地区建立起间接联系，从而构成互联互通的中西海路交往网络。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贸易路线，还是文化交流、科技传播的路线。考古专家已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发现中国汉代生产的铜镜和陶器等。西方的玻璃制造、采珠、宝石加工和块炼铁冶铁等技术，也在当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合浦汉墓群中，约有100座墓出土了玻璃器。经考古学研究和科技分析，这些玻璃器分别来自域外的东南亚、南亚以及地中海地区。广西各地也出土了不少制作技艺高超的汉代本地产玻璃器皿。汉代时期，广西地处边陲，文化科学技术都相对落后，唯独玻璃容器的制作水平高于中原，该现象的出现应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科技传播密切相关。

　　此外，合浦汉墓一些出土器物还植入了域外元素，如勾画外来人种的胡人俑、与西方有翼神兽关系密切的羽人座灯，反映佛教海路南传的钵生莲花器、摩竭佩、三宝佩等。常见于岭南东汉中晚期砖室墓中的叠涩穹窿顶，其造型和构筑技术，或也受到中亚影响。这些都说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不同文化已在汉代传播到中国。

　　中新社记者：与陆上丝绸之路相比，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有何特殊历史背景和意义？

　　熊昭明：秦汉时期，海外交通有东洋航路和南洋航路。东洋航路主要是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的交往，或为迁徙，或为战争，或朝贡，多属偶发和单向行为，更无明确的贸易意愿与交换商品种类。

　　作为学术界共识，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基于沿线各国的官方保障。因此，海上丝绸之路大致形成于公元前1世纪。汉武帝平定南越、置合浦等九郡，实际控制了北部湾地区之后，才由官方正式开通，即史学界通常所称的“南洋航路”。

　　汉武帝即位后，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其开拓的中亚商路，也就是陆上丝绸之路，时常发生动乱，忽通忽断。而且安息商人为牟取暴利，故意从中阻隔。汉武帝遂采纳张骞通过“蜀身毒道”，先与印度接触，再从印度出发直达中亚的建议，但这条路要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大都是崎岖山路、栈道索桥，比西北的商路更难保证其畅通，终未能打通。

　　当然，海上丝绸之路出现并非完全因为陆路不畅。事实上，汉武帝一直注重经略海洋。在平定南越国后，他迫不及待地开通了一条从北部湾畔的合浦郡出发、与西方往来的海洋通道。北部湾地区处于信风带，有绵长的海岸线和常年不冻的良港，有南流江等河流联系内陆腹地，与沿海各地的海路交通顺畅，加之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固有的传统交往，为沟通中原和出海航行提供了便利条件。于是，合浦港一跃成为这一航线的始发港。

　　从历史意义来看，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与从长安、洛阳出发的陆上丝绸之路一道，共同构筑成汉王朝一北一南的对西海陆交往格局，在历史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航线不但促进了北部湾经济的发展和融入中华文明一体化的进程，还加速了东南亚和南亚沿线的复杂化社会进程和国家形成步伐，东南亚的扶南国等因航海贸易而兴起。汉代以后，海路贸易持续扩大和繁荣，其历史基础正是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

　　中新社记者：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发现，对当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及中西文明互鉴有何现实意义？

　　熊昭明：《汉书》记载表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和平之路。汉使团不使用战争、掠夺等手段，与沿途各国友好相处。甚至出现沿途所经国家为汉使团提供食物和陪同人员、购买船只送使团到下一个国家的友好场景。

　　2021年合浦汉墓群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充分说明合浦汉墓及其出土文物在实证中国对世界海洋文明贡献方面的重要作用。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空间跨度较大，政治、文化、信仰、语言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缺乏共同的文化根基，经济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因此，中国应以文化交流为切入点，以平等、真诚的姿态和开阔的胸怀，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系，如此有利于与各国民众建立起强大的精神维系，使“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吸引更多国家参与支持，争取到更广泛的价值认同，也让沿线各国民众与中国一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奋斗。合浦汉墓及出土文物，以实证形式，阐述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之间的传统交往和友谊，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一带一路”倡议是对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承和提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这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由官方主导，民间参与，始终坚持开放合作，进行平等互惠双向商贸活动，加强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的特征不谋而合。

　　以史为鉴，方知兴替。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相信“一带一路”倡议亦将以实际的益处，获得沿线国家的认同与支持，造福沿线民众。

　　【受访者简介】

　　熊昭明，1967年生于广西防城。历史学博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考古遗存研究及相关历史文献整理》首席专家。自1990年起在广西从事文物考古工作至今，主攻汉代考古及中西文化交流，在国内外出版发表相关著作、发掘报告和论文60多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