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杭侃：云冈石窟何以体现中外文化交流史？

        中新社太原4月8日电 题：云冈石窟何以体现中外文化交流史？

　　作者：杭侃（云冈研究院院长）

　　2020年5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考察云冈石窟时说，云冈石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特色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这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要坚持保护第一，在保护的基础上研究利用好。

　　2001年12月，云冈石窟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道：“(云冈石窟)代表了公元5世纪到6世纪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昙曜五窟最早的五座洞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之作。”

　　跨越1500年，云冈石窟何以体现中外文化交流历史？又如何在新时代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文化之桥？

　　这些，还得从1500年前说起。

　　云冈石窟的历史地位为何如此之重？

　　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开启了北魏平城时代。439年，太武帝拓跋焘出兵攻克凉州(今甘肃武威)，统一了中国北方地区，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纷乱局面。460年，来自凉州的高僧昙曜在北魏皇室的支持下，主持开凿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在开凿时就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魏书·释老志》在记载昙曜为五位皇帝开凿的五座洞窟(现编号16-20窟)时写道：“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北魏的郦道元在其名著《水经注》中记云冈石窟：“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

　　中国佛教考古学开创者宿白先生在《平城实力的集聚与“云冈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中写道：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又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很自然地成为魏国领域内兴造石窟所参考的典型。所以，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

　　为什么要开凿云冈石窟？

　　304年，匈奴人刘渊起兵离石(今山西离石)，建号汉。316年，其子刘聪打下长安，灭亡了西晋，开启了一百多年五胡十六国各据一方的局面，不同的政权间相互攻伐，民族矛盾十分尖锐。

　　结束这一黄河流域战乱局面的北魏政权一开始也没有很好地解决民族矛盾，北魏太武帝与南朝交战，其战书写道：“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鲜卑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氐、羌。设使丁零死，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减并州贼；氐、羌死，减关中贼。”这样的政权即使以武力征服了北方地区，政权也是不稳固的。

　　那么，用什么来凝聚社会共识，稳固自己的统治呢？北魏统治者找到了佛教。

　　起初，发源于大兴安岭的鲜卑民族并不信仰佛教，《魏书·释老志》记：“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拓跋鲜卑民族在南下过程中接触到佛教，并认为佛教具有“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的功效。而佛教徒也宣称“能鸿道者人主也”，皇帝“即是当今如来”，于是皇帝下诏“令沙门敷导民俗”。现在北魏石窟中很多供养人行列前，都有僧人引导，就是“令沙门敷导民俗”的具体体现。

　　为什么说云冈石窟见证了中外文化交流？

　　平城是北魏丝绸之路的起点，《魏书》记载北魏通往西方的道路里数，是以平城为基点，北魏统一北方也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打下了良好基础。北魏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不断往平城移民，文献记载人数超百万，由此形成了多元的平城文化面貌，以南方人的眼光看，是“胡风国俗、杂相糅乱”(《南齐书·魏虏传》)。

　　山西大同出土了许多外国遗物，文献里记载前来平城的外国人很多。《北史》记载了一个大月氏人在平城制作玻璃的故事：“太武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平城墓葬中也出土这类本土制作的玻璃器，如长颈壶、深腹碗、钵、小口盂等，都是典型的中原或鲜卑造型的器物。

　　云冈石窟中所见的中外文化交流例证更多。

　　1933年9月，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人调查云冈石窟，并在后来发表《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指出，云冈雕刻中，“非中国”的表现甚多，或显明承袭希腊古典宗脉；或繁富地掺杂印度佛教艺术影响，其主要各派元素多是囫囵包并，不难历历辨认出来的。

　　他们的研究更侧重于建筑和装饰，“云冈石窟乃西域印度佛教艺术大规模侵入中国的实证。但观其结果，在建筑上并未动摇中国基本结构。在雕刻上只强烈地触动了中国雕刻艺术的新创造——其精神、气魄、格调，根本保持着中国固有的。而最后却在装饰花纹上，输给中国以大量的新题材、新变化、新刻法，散布流传直至今日。”

　　云冈石窟何以成为“国际文化交流使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外国政要和国际友人来到云冈石窟参观。尤其是1973年9月15日，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考察云冈石窟。蓬皮杜既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法国总统，也是西方国家元首访华第一人，意义重大。周恩来总理在视察大同时反复强调，一定要保护好文物古迹。在这次视察中，周总理提出“云冈石窟要三年修好”。这就是云冈人经常说的“三年维修计划”。

　　从1974年开始，中国投入巨资，按照“抢险加固、排除险情、保持现状、保护文物”的原则，用三年时间完成主要洞窟的大规模抢险加固。2017年，蓬皮杜总统之子阿兰·蓬皮杜携夫人参观云冈石窟，在周总理纪念室观看了悬挂在墙壁上的蓬皮杜总统参访云冈石窟老照片，还一一辨认了照片中的陪同人员。

　　1977年5月，荷兰大公主贝娅特丽克丝和丈夫克劳斯亲王参观云冈石窟。38年后的2015年10月，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与马克西玛王后携三位公主在大同游览了驰名中外的悬空寺和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

　　数十年来，云冈石窟接待了来自法国、英国、墨西哥、不丹、泰国、荷兰、乌拉圭等多国政要，国际知名度与日俱增。在外国友人眼里，“云冈石窟毫无疑问是世界艺术的高峰之一，它表明你们的创造精神，是贵国文化遗产对世界最优良的贡献之一”(蓬皮杜总统语)，在新的历史时期，云冈石窟必将为中外文化交流发挥更大作用。(完)

　　【作者简介】

　　杭侃，1965年5月生于江苏南通，现任云冈研究院院长。曾任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佛教考古、宋元考古、文化遗产学。发表《云冈第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云冈五窟最初的布局》《河北定县两塔基出土净瓶的几个问题》《宋元时期的地方城址》《清明上河图再研究》等论文四十余篇。参与和组织了20多个大型展览及图录的编写工作。曾入选中国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