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祝东：文化互视下的符号思想如何无问东西？

       中新社北京4月8日电 题：文化互视下的符号思想如何无问东西？

　　作者：祝东（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人类生活在各种符号建构的意义世界，符号观念与符号思想中西古今皆有之。西方如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症候符号思想，亚里士多德的语言逻辑符号思想等。东方如古印度的因明学亦包含丰富的符号思想。中国自先秦时代，先哲用符号系统建构了华夏民族的意义世界。

　　中国符号学传统的建构实际上是一个对话过程。符号学先驱皮尔斯曾指出：“思想其实是用对话形式展开的，而对话性本质上是由符号组成的。”从人类文化传承和传播的角度来看，东西方符号学思想在历史上不断交流融合，符号学思想对化解当今世界的文化冲突也具有启示意义。

　　中华文明孕育丰富符号思想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孕育了深厚的符号学思想资源。中国先民在仰观俯察的生活实践中创制了《周易》这一包蕴万有的符号系统，在类比推理中创造了“五行”这一无所不包的符号解释系统，然而这些还仅是自发的符号运用，真正对符号系统进行卓有成效的思考并进入“符号学”阶段则是在春秋战国的大变局时代。

　　毕竟自发运用符号来进行交流建构社会性意义活动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人类何时开始关注符号与意义的关系才进入符号学的自觉阶段。春秋以降，礼制崩溃，社会失序，既有的礼制系统不能有效维系社会秩序，固有的文化象征与意义之间出现断裂，老子、孔子等智者开始了对礼制文化的思考，礼制成为观测考察的对象，这样礼制就转入礼学阶段。人们开始思索礼制的意义活动机制，也即是从自发运用符号的阶段进入符号学自觉的阶段。

　　因此，尽管我们说符号活动与人类社会相伴始终，但对符号与意义关系进行思考的历史却并没有人类自己运用符号进行意义交流与传播那么悠久。严格说来，是轴心时代的智者开启了有关礼制符号系统与其功能的思辨之门，如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的老子、孔子等。伴随着春秋以降的史家及儒家学者对礼制的思考，礼学兴起，中国的先民才转入到符号学的自觉阶段。

　　中国先哲尽管并没有提出类似现代符号学的学术概念，但他们很早就开始关注符号与意义的关系问题，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考，形成了特有的学术议题与话语方式，如对形名关系、名实关系、指物关系、心物关系，以及礼仪、礼器与礼义的关系等皆是，这是中国符号学立论的基础。

　　现代符号学重心移向中国

　　符号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社会表意机制的学科本无关东西，人类用符号表意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步。现代符号学的主要源头有二，其一是源自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语言符号学，其二是源自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哲学符号学，二者经过数十年推演发展，至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门学科的符号学终于呼之而出。因为符号学具有强烈的跨学科方法论特征，以及强大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迅速为世界多国学术界所接受，并逐渐形成一种国际性的学术潮流。

　　中文的“符号学”学科概念出自赵元任1926年的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文章中。据四川大学赵毅衡教授考证，赵元任是独立于索绪尔及皮尔斯提出这门学科的，是中文符号学的独立提出者。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在赵元任之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化热的兴起，符号学在中国学界才开始重新受到关注，并迅速发展，在语言学、人类学、文学、哲学诸领域全面展开。从本世纪中国符号学二十多年的发展来看，中国已然成为国际符号学研究的重镇，德国学者罗兰·波斯纳(Roland Posner)指出中国将成为世界符号学研究的“power house”(译为“重镇”)，英国学者保罗·科布利(Paul Cobley)也指出“符号学重心移向中国”。

　　现代符号学起源于欧美，但在中国发展迅速，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有丰富的符号学遗产，另一方面，新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时代背景为中国符号学迅猛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近20年来，中国社会整体上处于急剧变革与高速发展的时期，与之相应，国际格局与国际体系也在发生深刻转变，符号学正好适应了大变局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融合发展的时代需求。

　　东西方符号思想在交流中互鉴

　　现代符号学诞生以前，人类社会就曾对符号与意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度考察。符号学(semiotics)一词来自古希腊的semiotikos，在柏拉图的《克拉底鲁》一书和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诗学》《修辞学》等著作中，都已经出现关于符号的论述。亚里士多德之后，斯多葛学派对符号的发音、性质和对象等不同功能做了区分和探讨，罗马时期的符号学讨论主要是在修辞学框架内进行的，奥古斯汀对符号的界定直接影响到后来索绪尔的符号观；17世纪，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第一次将符号学(semiotics)一词引入英语中，洛克的符号学说是皮尔斯符号学思想的重要渊源。

　　语言学曾是古印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印度语言中，梵语又占据着主导地位。十八世纪末梵语及其语法体系传入欧洲后，近代比较语言学由此兴起，沾溉了包括索绪尔在内的大批语言学家。皮尔斯和索绪尔具是现代符号学的开创者，可见他们的符号学思想皆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的先民在与自然界的交流中很早就学会运用符号模型指导生产生活实践，并在轴心时代对符号与意义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反思，留下了丰富的符号学遗产，完成了中国古代符号学思想的伦理转向。

　　现代中国的符号学研究也是在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下产生的。中国学界对符号学的研究始于语言学界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的译介和研究，特别是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论，在中国影响很大。本世纪以来，中国学界更加注重中西符号学的互视互释，注意立足中国特色的文化语境，理论上兼收并蓄，逐渐开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符号学研究之路。

　　符号学思想对当今文明对话有启示意义

　　人类创建的文化世界，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实际上都是由符号建构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其形式而言就是其生活方式、表意模式的总和，这种形式体现了其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民族性格由其特有的文化形塑而来，而民族之文化又由其符号机制和思维方式决定，如中华民族的意象思维模式，注重整体性、共时性，多维透视等。这样深度透视一个民族的符号学思想，就可以从根本上把握其思维规律与文化特征，更有利于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

　　从更大范围来说，符号资源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也是各民族文化差异性和全球意义多元性的重要体现，所谓求同存异，就是尊重符号系统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尽量保持全球文化的丰富性。先民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就是强调多样性，反对单一性。单一性的世界缺少差异，形成不了丰富的意义世界，无法提供发展的符号动力。人是追求意义的符号动物，所谓五色成文，五声成乐，五味成食，多是讲求差异性多样性形成统一性的“和”，如果只有一种颜色，一个音调，一个味道，就难以形成丰富多彩生活世界。

　　当今符号学的深度发展与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传媒的高速发展与变革密切相关，当代文化更是以数字技术为动力的高度符号化文化。数字化空间是人类迄今为止编织的最大符号之网，人类在数字化空间里，基本上告别了物质世界而抵达符号世界，数字化生存的人类不是寄寓在物质空间，而是以数字编码为主的符号空间，数字化符号编码越是发达，人类社会离现实物质空间就越遥远。

　　元宇宙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数字化、符号化过程，随着元宇宙的发展，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高度符号化生存的世界，这将是一个更高维度的现实和虚拟互动互融的世界，探索人类社会的未来生存发展之道，符号学也将贡献其特有的学术智慧。

　　【作者简介】

　　祝东，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传播符号学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项。曾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之青年成果奖一项。出版《先秦符号思想研究》《中国古代符号思想史论》等著作3部，主(参)编《符号学诸领域》等编著多部，在各类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五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