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郑炳林：为何四大文化体系能在中国敦煌互融共生？

        中新社兰州2月16日电 题：郑炳林：为何四大文化体系能在中国敦煌互融共生？

　　中新社记者 丁思 李亚龙

　　国学大师季羡林称：“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当前全球不稳定因素中，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等成为引发重重战火的导火索之一。为何四大文化体系得以在中国敦煌互融共存，并构筑斑斓多元的敦煌文化？沿袭至今的这种文化在敦煌有哪些表现？对世界文明发展有何借鉴和启示？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甘肃省历史学会名誉会长郑炳林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从历史角度“解密”敦煌。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敦煌何以走上历史舞台？它成为四大文化体系汇流地的历史原因有哪些？

　　郑炳林：揭开敦煌的密码，要从汉代开始。去年我普查了敦煌汉简释文近三万多条，发现西汉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达到从未有过的新高度。

　　为何汉武帝要远征匈奴？当时匈奴的管辖范围，东到东北地区，西到河西走廊，并与西羌联盟控制了青藏高原一带。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通道，匈奴隔绝了汉朝和国际的对话交流。汉朝政府想要发展，必须打开这个封锁。

　　当时的“西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新疆和中亚地区。该地区分布着乌孙、大月氏、羌族等多个民族，受北方匈奴的控制。为加深对西域各国了解和解除匈奴对西汉政权的威胁，张骞出使西域，找寻盟友，带回关于西域等地大量见闻和丰富知识，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

　　与此同时，年轻将领霍去病于公元前121年两次出兵河西，打击了匈奴在河西的势力，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投降汉朝，河西地区归入西汉版图，从此金城河以西至罗布泊空无匈奴。西汉政府原本想让被匈奴驱赶的乌孙人从中亚迁回河西，约为昆弟之国。但乌孙人无意东返，西汉政府只能对河西地区采取移民实边，通过设置郡县进行直接管理。

　　取得河西之后，汉朝设置酒泉郡。随着中西交通发展和敦煌重要性的日益突出，又增设敦煌郡，时间大致为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敦煌自此走上历史舞台，其对外交流也由此拉开序幕。

　　中新社记者：汉据河西后，如何经营和开发敦煌？如何管理敦煌少数民族？

　　郑炳林：敦煌郡的设置，使敦煌地区完成从军事建置向行政区划的转变。西汉政府开始持续向敦煌地区移民，第一代移民是戍守敦煌的军队戍卒，此后有犯法的豪强大姓，也有失去土地的贫民，还有刑徒和戍边的官吏兵卒，以及犯法的官吏等。他们徙居敦煌的同时，还将中原地区的先进汉文化传入。汉代敦煌地区的文化，就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返回后，汉族和西域各族交往交流更加频繁，敦煌成为丝绸之路上连接东西方的交通枢纽，以及接待各国商旅和使节往来的驿站。敦煌郡还设置专门接待外来使节的机构，接待国王、王使、贵人、胡客、夷客、自来客、往来客等，他们通过敦煌悬泉置等邮驿机构接待系统来到汉王朝，驿站根据其身份确定相应食宿接待标准。

　　为进行经贸活动，西域地区的胡人、胡商也来到敦煌，敦煌市场由此发育。敦煌市场的交易商品，有印度的香料、波斯的珊瑚、东罗马的银器、蒙古高原的皮毛产品、青藏高原的颜料、西域的酒曲、胡粉，以及中原地区的丝绸、铁器等。

　　敦煌还专门配有翻译人员，包括羌译、胡译、羌胡译等。这类从业人员的需求量很大，由此也可看出敦煌对外交往程度很高。

　　为巩固敦煌郡城的防御、管理敦煌地区少数民族，汉朝政府修筑塞城等防御体系，对归义少数民族进行安置和安抚。针对羌族设立“护羌使者”，负责处理羌族事务。

　　随着匈奴政权逐步瓦解，汉朝政府开始真正大规模经营西域地区，设置西域都护府，对往来使者、商旅供应食宿，提供安全护送等，畅通了丝绸之路的繁荣交流。敦煌成为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角色，其功能由之前的军事要地、行政管理、物资保障转变为商旅重地。

　　中新社记者：多元文化互融共生发展在敦煌有哪些表现？

　　郑炳林：汉文化和外来文化在敦煌地区是共生的。在敦煌，佛教、景教、祆教、摩尼教、苯教等多种宗教和谐共存，凸显出汉文化的包容性特征。佛教进入中国后便经历了中国化的过程。根据出土汉简记载，敦煌地区有名为“浮屠里”的地方，“浮屠”是佛教寺院，“里”相当于村落，“浮屠里”是佛教寺院在敦煌建立的村落，说明敦煌是佛教自西域传入中国的最初落脚点。

　　在敦煌，各民族可以通婚，各宗教、民族之间没有冲突，各自运转，并能得到相应地位。这种文化的包容和开放，在唐代就高度成熟，并体现于中国历代王朝。此外，中原地区发达的汉文化教育也影响着西域各国。

　　丝绸之路是一条艺术之路，西域的佛教美术、祆教艺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汉化以后又回流敦煌。如今，仍可从敦煌莫高窟里发现古代多民族文化互融共生的影子。作为文化交汇之处，敦煌将西域、中原文化融会贯通。

　　中新社记者：敦煌文化对中华民族凝心聚力、提升中国文化自信有何作用？对世界文明发展有何启示？

　　郑炳林：了解敦煌，了解古代中国风貌，实际上是探索中国文化自信的过程。我们现在做的大敦煌研究，包含以敦煌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周边地区，因为古代敦煌不仅包括敦煌一处，还包括它经营的西域地区。通过敦煌文书、敦煌出土的汉简、西域地区出土文献，可以了解古代敦煌以及古代中国对西域地区的治理，将这段历史恢复。

　　当下面临的新疆、西藏、蒙古高原等问题，解决的根本源头是历史解决。了解历史，很多事情就能说清楚。面对国外质疑，都可以用历史事实来回复，这就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文化以及文明发展，是共生、共存、共融的过程。古代敦煌得以发展，就是借鉴和接纳不同文化，使它们在敦煌找到生存空间。中国文化发展也是如此，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

　　中新社记者：国潮文化日渐流行，年轻人对敦煌国潮越来越喜爱，对此您怎么看？

　　郑炳林：年轻人喜爱敦煌文化，是个好现象。古代敦煌是世界文化的汇聚地，其实质是文化交流，通过敦煌可以看到世界。除了喜爱敦煌之外，我也鼓励年轻人拥有更加宽广的胸怀和世界格局，通过敦煌看世界、游世界和包容世界。

　　研究敦煌，也要用全球视野来看敦煌，在世界中找敦煌，在敦煌中找世界。只有狭隘民族视野、没有包容的研究是短命的，只有具备包容性和全球视野的研究才能永生。四大文化体系能在敦煌互融共生，中国能长期繁荣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受访者简介】

　　郑炳林，陕西省黄陵县人。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兰州大学萃英学者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材委员会语文学科专家委员会委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甘肃省历史学会名誉会长。在《历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中华文史论丛》等期刊发表论文230余篇，出版著作20余部。主持完成科技部国家文化支撑项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攻关基金项目及国际交流基金项目20余项。获省级社科奖一、二、三等奖5项，各种图书奖4项。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敦煌学博士文库》《敦煌学研究文库》《西北历史文化研究文库》《敦煌往事丛书》《丝绸之路石窟佛教艺术文库》《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法国汉学精粹丛书》《敦煌讲座》《敦煌吐蕃文献丛书》等十余种系列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