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黄景春：“财神”昭示了中华文化怎样的财富观？

      中新社上海2月5日电 题：黄景春：“财神”昭示了中华文化怎样的财富观？

　　作者：李鹏 樊中华

　　“爆竹一响把门开，增福相公进家来。左如意，右元宝，财也来，福也到。”“财神节，求财神，财神一早进家门。抬头喜，出门顺，还有全家幸福运！”

　　春节前后，关于“迎财神”的民谣在中国大江南北口口相传，财神年画和祈福活动等亦成为“年味”不可或缺的部分。起源于宋代的财神文化，缘何流传近千年而依旧颇受民间钟爱？中国的财神信仰又昭示了哪些独特的财富观？为此，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了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黄景春。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财神”的形象从何而来？近千年来是否有所演变？

　　黄景春：财神起源于宋代时期的“财马”，但没有文献记载过“财马”是什么形象。元代民间信奉增福神、增福相公，但也没有具体名字。随着财神信仰的逐步发展，“财神”才开始有了具体的姓名和形象，且越到近代，财神越多，不断有新的财神被创造出来。比如关公就是清代中期以后才被奉作财神的。

　　同时，财神在不同地区也不一样，如北方会以比干为财神，南方则是商人范蠡、沈万三、赵公明是最常见的财神。佛教中的弥勒佛也常被奉为财神。

　　此外，学界还有文财神、武财神、正财神、偏财神、准财神等分类，但这不是民间行为。老百姓信仰财神，但常不知道自己所拜的财神是哪一位。

　　我们常说的“五路财神”，可追溯至印度佛教中的五通神，随佛教传入中国。民间以“求财”为目的供奉五通神，但其到底是一个神还是五个神，也并不确定。

　　“五路财神”一解为东西南北中五路都能得财。也有说赵公明和他的四位助手合称“五路财神”。江南地区的《五路财神宝卷》则称有一位孝子，与其四个结义兄弟一起做生意，赚的钱家里堆不下，于是五人决定要做赔本买卖，将钱财散给天下人，但越是想赔本，越是歪打正着地赚更多的钱。他们能赚钱，又愿散财给百姓，就成了广受喜爱的“五路财神”。

　　由此可看出，中国的“财神”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是形象并不固定，但大都是能体现中华传统美德，体现忠孝信义仁勇等品质的人物形象；其次，民间信仰财神，从单纯“求财”到不断丰富其内涵，将祈求健康、平安、好运、幸福等都包含在内，使其民间根基非常深厚；第三，财神文化兼容并蓄，融合了儒家思想、道教信仰、佛教信仰等内涵；第四，官方和民间共同参与了财神形象构建，并实现了价值观上的统一；第五，“财神”随着时代和环境变迁不断演变，成为因地制宜、可扎根本土亦可传播海外的信仰文化。

　　中新社记者：是否可以说“财神”体现了中华文化特殊的财富观？

　　黄景春：是的。如果我们细考“财神”的形象，可以看出，它较综合地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如刚才所说的忠孝信义仁勇等，通过财神敬拜仪式和民间故事得以代代相传。

　　此外，财神还蕴含了“生财有道”“勤劳致富”的涵义。例如，比干是正直无私的忠臣，在《封神演义》中被加封为文曲星，主管科举考试。而古代读书人十年寒窗，正是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谋取官职，获得俸禄，因此将比干当作文财神，有其内在逻辑。

　　正因财神信仰蕴含多重文化内涵，很多华人漂洋过海去海外谋生时，也将中华财神信仰带了过去，虽然具体形象从关公、赵公明、弥勒，甚至乾隆(谐音“钱龙”)等不一而足，但至今仍蓬勃不衰，代表着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根之所系，生生不息。

　　中新社记者：西方神话中也有掌管财富的神，中西方的财神文化是否具有相通性？

　　黄景春：其他国家也有类似于财神的形象。最为典型的如古希腊神话中的财神普路托斯，是一个头饰叶冠，手持丰饶角的儿童形象。丰饶角可倒出无穷无尽的粮食，就像中国财神的聚宝盆。

　　但后来，普路托斯蜕变成了瞎一只眼、瘸一条腿的流浪老翁形象。这与古希腊思想家对财神的批判有关。当时社会贫富分层，人们认为奸诈的商人、满口谎言的政治家都非常富有，但勤劳善良的人却很穷。财神双目失明，因此他分财不均；跛足瘸腿，所以他总是姗姗迟来。

　　从中可看到，一方面，中西方的主流宗教、哲学对钱财都持批判态度，这是相通的。例如中国西晋文学家鲁褒著《钱神论》，批判金钱对君子道德和社会公平的侵蚀；西汉辞赋家扬雄有《逐贫赋》，体现守贫乐道的美好志趣；韩愈有《送穷文》，看似“送穷”，实则志在“留穷”，表达了清贫可养君子之德的思想。

　　另一方面，中西方哲人都意识到了贫富差距的危害性，并试图以一定的方式对此进行调节。例如，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记载了让有钱人更有钱、让穷人更穷的所谓“马太效应”的故事，而《老子》中也提及“人之道”是“损不足以奉有余”，都意在警醒世人防止贫富差距拉大破坏社会和谐。孔子提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对贫富分化表示担忧。古代哲人教导人们，在有了钱财之后，应通过“散财”来扶助穷人，维护社会的相对公平与稳定。如基督教的“什一税”，佛教、道教以信徒的捐献来周济穷人等，都具有调节社会财富的功能。

　　中新社记者：西方为什么没有形成财神信仰？基督教新教伦理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理性经济行为的内在动力，您如何看待这一“财富信仰”？

　　黄景春：西方没有形成财神信仰，一是因为基督教具有排他性，它进入希腊后，古希腊文明中断了。

　　二是反观基督教教义，认为“富人进入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艰难”，但同时又提出，富人可以通过捐赠钱财，购买“赎罪券”，搭建通往天堂的阶梯。

　　但通过售卖“赎罪券”，收取“什一税”，教廷变得非常富有，教皇生活奢靡，教堂愈加豪华，传教士腐败不堪。价格高企的“赎罪券”最终引发了底层百姓起义，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宗教改革运动。

　　宗教改革后，新教对财富的观念有所转变，认为职业劳动本身是上帝赋予教徒的至高无上的“天职”，只有兢兢业业地工作，获得世俗的成功，才能证明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人，因此获得和积累财富成为自我救赎、得到上帝保佑的标志。

　　可以说，新教财富观的转变顺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的转型，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大发展，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但这些财富观念都源自于单一的宗教内部，不成为独立的信仰，因此比起中国形象丰满、寓意丰富的众多财神，西方对财富的理解比较单一。

　　同时，在当代，人们对财富的认知不仅来源于宗教信仰，还来源于国家理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别，也形成了中西不同的财富观。

　　中新社记者：正如您所说，当前人们对财富的认知更加多元化。在社会物质生活极大丰裕的当下中国，财神信仰为何又迎兴盛？

　　黄景春：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都处于比较贫困的境地，拜财神展示了人们想要摆脱贫穷的深切愿望。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致力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让人民彻底摆脱贫困，这与百姓在财神信仰中表达的愿望是相通的，因此当代财神信仰复兴，有其时代背景。

　　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进一步提出将“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作为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原则，“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

　　勤劳创新致富，实现共同富裕，这与社会主义的宗旨相一致，也是对中国传统财富观的继承和发展。2021年，中华民族实现了几千年发展历史上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万美元。

　　今天，财神信仰在民间流行，与中国几十年来着力发展经济并行不悖，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有着内在共鸣。随着国家发展蒸蒸日上，人们向财神求的更多是平安健康，认为这是最大的财富，这也体现了中国百姓对太平盛世的祝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完)

　　【受访者简介】

　　黄景春，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兼任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俗文学会常务理事、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等。主要研究中国民间信仰、民间文学、道教等。发表论文80多篇，出版专著十余部。《中国古代小说与民间信仰》《中国宗教性随葬文书研究》分别获得第12届、第14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之学术著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