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武斌：中华文化凭借什么力量走进世界？

       中新社沈阳1月26日电 题：中华文化凭借什么力量走进世界？

　　——专访沈阳故宫博物院前院长武斌

　　中新社记者 王景巍

　　在历史长河中，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碰撞，都曾给对方深刻刺激和影响，各自发展轨迹也都留有对方的印记。尽管东西方文明在价值硬核上并不相同，但都是人类美和智慧的结晶。数千年来，中华文化凭借什么力量走进世界，并在中西文明交流交往中实现和谐共生？

　　历史文化学者、沈阳故宫博物院前院长武斌近日就此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如何从世界文明的角度认识中华文明，深入理解中华文明赋予世界文明的价值和意义？

　　武斌：中西方从物质领域的交换和交流，发展到艺术、思想、文化层面的交流与共享，中华民族创造的精神文化产品逐渐走进欧洲大陆，成为“公共财产”，成为“世界文化”。对西方来说，东方文化作为一种神秘和神奇的文化想象，是深藏于历史文化心理深处的一种记忆。正是在深入了解西方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回到当年中西方文明交流的盛大景象中，才能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激励与开发。

　　讨论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要了解到中华文化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独自成长的，而是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中，在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交流、对话和相互激荡中成长发展的。作为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非常重要、举足轻重。从本国、本民族之外的角度来认识中华文化，从“他者”视角也就是从世界文明的高度来认识中华文化，必然会更加全面深刻，也更加能了解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据的地位和影响。

　　中新社记者：中华文化凭借什么力量走进世界，并在中西文明交流交往中实现和谐共生？

　　武斌：一个国家的文化对世界产生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综合国力。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上，出现过几次非常耀眼的传播高潮，当时的出现各有其原因和特点，但共同特点和规律是都出现在中国国力强盛、疆域广大、和平发展的时期。汉、唐形成中国历史上强盛的大帝国，蒙元更是一个世界性大帝国，欧亚大陆交通大开，而至明清之际，特别是康乾盛世，更达到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高峰。国力强盛带动当时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创新和进步，由此出现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

　　高势能文化吸引来自全世界民众的关注，并主动前来中国学习和了解中华文化，积极向优秀文明靠拢。而从接受方来说，尤其是在本国社会文化发展处在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外来优秀文化更能产生巨大吸引力和影响力。比如，日本经历过大化革新之后，才逐步从战争不断、经济落后、文化贫瘠的奴隶制社会过渡到封建制社会。此时博大精深的盛唐文化，对当时的日本产生了强大吸引力，其主动摄取中国先进文化的意识也越发强烈。

　　中华文化在海外广泛传播并产生深远影响，从中华文化自身来说主要有三点原因：

　　首要，在于中华文化的丰富性。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智慧，突出表现在丰饶的物产上面，例如丝绸、瓷器、茶叶三大物产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从物质到精神，从生产到生活，从政治到艺术，从宗教到民俗，都或多或少、或远或近，传播到海外，对世界各民族文化产生各方面影响。

　　其次，在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纵观几千年中华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开放性使中华文化保持一种健全的文化交流态势、文化传播和输入机制，而这正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主要原因所在。

　　最后，在于中华文化的先进性。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形态，以耀眼的光芒吸引海外关注。以明清时期为例，欧洲的大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莱布尼兹等人，都对中华文化表现出热烈的赞许和倾慕之情，认为“中国”是一个令他们向往的“乌托邦”。

　　需要强调的是，能够大规模传播到海外并且产生重要影响的往往是先进的文化形态，而不是简单的文化符号或异国情调式的调剂和消遣。

　　中新社记者：您怎么看中华文化传播到域外，为其他民族接受并经过创造性转化进而成为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乃至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武斌：中华文化的光辉辐射四方，通过种种直接、间接的途径，广泛传播于世界各地，并创造性转变为全人类共同财富，促进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进步和繁荣。

　　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显著位置，首先在于中华文化内在的创造性动力和丰富内涵，以及在各个领域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但是，一种民族文化，无论曾经多么丰富、多么先进、多么伟大、多么辉煌，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完全与外部世界相隔绝，不与其他民族文化沟通交流，不仅失去发展动力，难以保持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生命力，也不可能获得世界性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因此，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显著地位，更在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在于多方位的中外文化交流，在于中华文化在国际上广泛而持久的传播和产生的重大影响。

　　我个人认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认知度，包含多方面维度考量：比如海外受众从哪些方面、哪些渠道了解和认知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覆盖面及触达率如何，海外受众对中华文化理解的深入程度如何等。此外，传播与接受密不可分，传播的效果取决于接受的结果，文化传播实际上就是文化接受的过程。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包括理解消化和接受的过程。当然，理解和消化并不等同于全盘接受。以佛教为例，我们接受的佛教也不是印度的原始佛教，而是中国佛教学者在认识和了解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化佛教。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也是这样，传播效果取决于海外受众的接受程度。

　　中新社记者：被欧洲启蒙思想家看作“理性之光”的中华文化，是如何通过启蒙运动参与世界文化历史进程的？中西文化和谐共生是如何实现的，意义何在？

　　武斌：我在刚出版的6卷本400多万字的《新编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中提到一个观点，即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是非常广泛的。所谓“广泛”，其含义有二：一是指传播的内容之广泛；二是指传播的范围之广泛。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独立思考、独立劳作，还在于积极主动地开展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大规模地引进和吸收其他民族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就。

　　中华文化从其初创期开始，就具有开放包容、积极开拓的品格，在自身成长的同时也不断向周边地区扩展，与其他民族文化接触、交流和融合。早期如神农、尧、舜南抚交趾，箕子走之朝鲜，周穆王西狩以及后来徐福东渡等故事，说明那时已有中国人把初创期的中华文化向域外传播出去。随着中华文化自身的发展、成长和成熟，随着交通的发达、对外交往的扩大，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内容更为丰富，传播的范围更加广远，所产生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历史源远流长，如滔滔江河奔腾不息，数千年没有中断，且传播的范围日益广泛，内容日益丰富，影响日益扩大。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历史与中华文化的发展史同步，中华文化发展自身历史的同时也贡献于人类文明。

　　【受访者简介】

　　武斌，历史文化学者、研究员，曾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辽宁省文联副主席等，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已出版著作数十种，近年出版的主要有：《故宫学与沈阳故宫》《沈阳故宫四百年——一部叙事体的文化史记》《丝绸之路全史》《文明的力量——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新编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