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从手铲到卫星，良渚考古何以反映考古学变迁？

        中新社北京1月17日电 题：从手铲到卫星，良渚考古何以反映考古学变迁？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倪伟

　　一把洛阳铲，直径几厘米到十几厘米，一次能插进数米深的地下。一颗遥感卫星，飞行在200公里到3.6万公里的太空，一次能拍到半个地球。现在，这两者都被用在考古中。

　　现代考古进入中国已有百年，考古技术与百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依靠洛阳铲和手铲挖出地下宝藏，符合人们对考古的传统印象，却远非当代考古的全部。如今，考古人员往往在实地勘探之前，就已利用卫星、无人机等，确定了落铲地点。

　　位于浙江杭州市的良渚遗址，2019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良渚文化活跃在距今5300年到4300年之间，被认为是东亚最早的国家形态，实证了五千年中华文明。良渚考古的几次重大发现颇具戏剧性，良渚工地上的技术迭代，也反映了考古学的变迁。

　　塘底打捞良渚文化

　　良渚博物院里，陈列着一本斑驳的考古报告，封面浅黄，隐现点点暗沉的污迹，上方两个大字：良渚，其下署名：施昕更著。这本考古报告于1938年在抗日战火中出版，是良渚遗址的第一次面世记录。

　　良渚遗址第一代发掘人几乎只有施昕更一人。他初次发现良渚遗址时只有25岁。1936年，他在西湖博物馆作地质矿产助理员，参与了博物馆组织的对杭州古荡遗址的发掘。有几件带孔的石斧让他似曾相识，老家良渚镇上似乎也曾出现过。

　　受到启发的施昕更回到老家，独自展开调查。他记录下了那个至关重要的时刻：1936年11月3日下午2点，路经一个因灌溉抽水而干枯的池塘，“偶然发现一两片黑色有光陶片”。

　　当年12月至1937年3月，在西湖博物馆的支持下，施昕更主持了三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和玉器。当时正是抗战爆发前夕，发掘工作草草结束，仅模糊地标了12个遗址点，如“棋盘坟”“茅庵前”“苟山前后”等。

　　1937年8月14日，杭州遭遇空袭。三个月后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当年年底，杭州沦陷，各类机构被迫迁移，西湖博物馆馆长将施昕更推荐到瑞安县，在抗日自卫队担任秘书。施昕更一心要将故乡的发现公之于世，他仿照山东城子崖考古报告，有样学样写出了《良渚》。“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故乡”，他在卷首语写下这句题辞。

　　施昕更根据有限的最新考古学动态发现，良渚的黑色陶器，与前几年龙山城子崖出土的黑陶相似。

　　当时，中国考古起步只有十几年，能够直接检测年代的革命性技术“碳十四”，还要再等30年才被引入中国。判断文物的年龄，只能用地层学和器物类型学两种传统方式，也就是通过埋藏的地层深浅和器物的特征，将新出土的器物与已发现的文物对比，判断谁早谁晚，大致定位年代。

　　1939年，28岁的施昕更感染上猩红热并发腹膜炎去世。这位肇始者至死也不知道，他发掘的遗址到底意味着什么。

　　后来，夏鼐为“良渚文化”命名，使其以长江下游一种独立文化的身份写入文明史。苏秉琦创造性地将中华大地分为六大区系，提出区系各自独立起源发展的理论，因为良渚文化的存在，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成为六大区系之一。

　　竹签剥出惊世“王陵”

　　良渚遗址冒了个头就沉寂了。1963年春，良渚第二代考古人中的代表人物牟永抗来到良渚附近的安溪苏家村，进行小规模发掘，只发现了陶片和半个玉琮。之后，发掘再次停滞。

　　改革开放后，考古工作全面恢复，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成立，由于施昕更那本《良渚》报告，该所将良渚遗址作为工作重点之一。1981年，良渚考古重启，主持者是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王明达。

　　1986年5月31日下午，在良渚遗址一座名为反山的山坡上，考古人员陈越南从探方里清出一个土块，粘着小玉粒和漆皮。他小心地捧到领队王明达面前，王明达弯腰只看了一眼，立刻从1.6米高的隔梁跳进坑里，蹲在挖出土块的地方，观察了足足一刻钟。

　　王明达按捺住激动，不敢用手铲，从装土的土箕上折下一段竹片，小心地剔去一小块土，又露出漆皮和很多小玉粒，再也不敢下手。天色暗了下来，他们悄悄用尼龙薄膜盖好，覆上泥土。这时雨点开始落下，他们把整个墓穴都盖好，冒着大雨跑回住地。这一晚，他们兴奋地喝了一顿酒，睡前不放心，还冒雨巡视了一圈。

　　其后，反山高等级墓葬一步步从五千年的土层中剥离出来。当时技术非常原始，整个考古现场几乎不见现代设备。反山大墓的玉器多到惊人，几乎满满铺在墓底，没有下脚的地方。考古人员独创“土法”，把两根大毛竹架在坑口，悬四根绳索下去，绳索下端也系着两根毛竹，毛竹上搭着木板，就像铁索桥一样，人蹲或趴在木板上，往下探着清理。这次发掘，对玉器在墓内的原来位置、配伍关系、组合情况等有了全新认识，良渚玉器因此从单件研究扩展到组装件、穿缀珠、镶嵌件的研究，具有突破性意义。

　　放眼全国，80年代是史前考古全面开花结果的时期。辽宁的牛河梁遗址、安徽马鞍山凌家滩遗址、四川的三星堆遗址，这些发现与良渚遗址的进展一起，推动了对五千年文明史的热烈讨论。

　　反山墓发掘前一年，刘斌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分配到浙江，他将成为良渚第三代考古人领军人物。

　　“从反山开始，良渚考古‘开了挂’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良渚第三代考古人王宁远说。此后30多年，良渚带给人们更多惊喜：1987年，瑶山祭坛及贵族墓地被发现；1992年至1993年，莫角山宫殿出土；2006年至2007年，古城城墙被发现，与良渚遗址首次发现、反山墓发掘并列为良渚考古三大里程碑。

　　卫星图开“天眼”

　　2007年，东西约1700米、南北约1900米的良渚古城墙被全部找到，围合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良渚古城整体面貌被揭开。

　　刘斌发挥想象：按照中国传统外郭内城的构造，良渚会不会也有外郭？外郭比内城更宏大，依靠洛阳铲去探，难度太大。

　　作为尝试，考古所首次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制作了遗址区域的数字高程模型(DEM)，有了惊人的发现：挖了这么多年的莫角山宫殿遗址，以及大小莫角山、乌龟山三个高台，在模型中清晰可见。再看向城外，古城东南部外侧浮现一个长方形的结构体，北、东、南三面都有，环绕着城墙。接着迅速开展了墙体上的考古工作，古城外郭找到了。

　　所谓“数字高程模型”，通俗地说，就是把地图上相同高度的物体涂上相同颜色。这样，即使一道城墙断裂成分散的小段，因为基本高度一致，在图上就显示为相同颜色，所以就能清晰看出城墙脉络。

　　高科技探究古城兴衰

　　在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的地质考古实验室，藏品柜里存放着从附近山上采集的几乎所有石材样品。2007年古城城墙发现后，考古人员采集了这些样品，希望搞清楚当时人们从哪里采石，花多长时间，是怎么运输的。

　　“80后”的良渚第四代考古人姬翔是地质考古专家，读硕士研究生时就参与了良渚遗址的地质考古项目。

　　“这是为了研究良渚古城的生活生产方式和社会面貌，能大致了解到当时各地区的交流。”姬翔这样解释石头样本的用途。他们研究出的结论是，根据城墙垫石质地和形态对垫石进行分垄计算，当时城墙垫石是用竹筏运输的，并根据河道和采石点位置，还原了可能的运输路径。

　　“以前只能用肉眼看，大概判断像是从哪里来的，现在在红外、荧光检测设备之下，能够分析石、玉、土的化学元素和矿物结构，精细地比对。”姬翔说，目前发现的最远的岩矿，距离古城约100公里之外。

　　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设立了多个科技实验室，还与国内很多高校合作，复原了距今7000年、5500年、4200年、3800年等关键时点的较高精度的水文、地貌、气候环境。

　　这些研究为良渚古城的兴衰提供了线索：距今约4200年，杭州余杭盆地遭遇了持续性的大洪水，良渚古城从此销声匿迹，直到2000年后的战国时期，才重新有人类来此生活。

　　“现在技术手段更多，老先生以前把框架搭起来了，我们现在是往框架里面填充细节。”姬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