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文明根性特别策划之三：楼宇烈：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文化提供了怎样的思想资源？

        中新社北京1月6日电 题：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文化提供了怎样的思想资源？

　　——专访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国学研究院教授楼宇烈

　　中新社记者 刘舒凌 杨程晨

　　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间共同关注的严峻挑战之一。2020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另一方面，气候问题亦成为西方国家夺取全球治理话语权和议程制定权、甚至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绿色遏制”的重要场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出发，会如何看待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挑战？为什么说，重兴人文精神、东西方文化互补，可以协助克服、摆脱人类创造力的自我异化？中国哲学史名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国学研究院教授楼宇烈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作深入解读。

　　中新社记者：人们常说，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您会如何介绍中国文化的自然观？

　　楼宇烈：中国人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它是一种人文的自然观，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里面来考察自然、认识自然，中国文化的一切都是从人出发的，强调以人为本以及人的自觉自律，认为这样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天人合一这个概念，在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基本成型的思考方式。其中，天代表大自然，人就代表人类，人类跟大自然应该是一个整体。人类生活在整个的自然环境中间，跟天地万物是不能分离的。天人合一，实际上就是整体跟个体的关系问题。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认识。

　　特别是人跟天的关系。人在天地万物之间，跟一般的物有不一样的特点。首先，先秦时期，很多学者特别是战国末年的荀子明确讲到人跟其他生命的不同点，他提出了“群”的概念，即人是一种“社会性”的生命，是有组织的群体，可以驾驭和支配其他生命。其次，人有义，“义”是指有分别，对是非、对错有判别，义即宜也，人类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第三，我想一定是更重要的，即人为万物之灵，有很强大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所以人类的活动在天地万物中间就有跟其他生命非常不一样的作用。

　　中新社记者：这里，应如何更好地理解人和天地的关系？

　　楼宇烈：中国文化对人跟天地的关系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就是“人者，天地之心也”。这句话出自《礼记·礼运》，就是讲人在天地之间的地位。天有其时生万物，地有其财养万物，人有其灵治万物，治就是治理、管理。人的言行举止都跟我们的心有关系，心里面怎么想就会怎么做、怎么说。人类有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举动，也会影响到天。作为天地之心的人，只有以正义心才能跟大自然和谐相处；要是有邪心的话，就会造成天地和人的关系出现矛盾冲突。

　　中国古代有这样一个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很了不起、很深刻的，从基础上建立起人对自我的认识。所以，我讲中国的文化是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认识客观的万物世界，首先要认识人；掌握了人生活在宇宙万物中间的这一特点，才能处理好人跟万物的关系。

　　处理好这组关系，主动权主要在人类。人类是自觉、自律的生命，其他生命都是被动的、自发的，它们不能改变宇宙。从整体来讲，人类也无法改变自然规律，天气不会因为人类的喜好而改变，但人的行为对自然的影响远远超过自然的生命。所以，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人非常重要的一种自然观、生命观。

　　另外，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理念还涉及伦理道德。中国人认为做人的道德是从天地万物中学来的，把天地万物自发的行为变成人的自觉行为，这也是人类脱离动物的野蛮、创造文明的一个标志。文明这个词的核心，是讲人的自觉自律这些标志。

　　中新社记者：中华文明经历过很多极端气候的挑战，历史上，中国文化或其中的自然观是否做过调整？

　　楼宇烈：我觉得没什么特别大的调整，它是一贯的。我们须掌握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中”，“中”有很多意义，我着重讲两方面。一个是平衡，中国文化认为，“中”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天地之间万物有不平衡、不对称的时候，但最终一定会止于“中”。不能让你的欲望过头，这是“中”的一个意义。

　　另一个意义是“内”，跟“外”相对。例如，中国对待新冠疫情，我们都是求诸于“内”，从人自身的提升、完善、保护来加以抵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认为人最根本的就是要提升自我。当然，并不否认，我们也可以采取外在的辅助手段去抵御它。这也是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去思考问题。

　　中新社记者：那么，影响今天中国的自然观，您觉得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楼宇烈：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自然观，更多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我们用西方的科学思维、用分割的办法来看问题，看不到整体与部分的不同。整体与部分是相关的、不能分离，它是看不到这一点的。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这种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思维，给人们感觉是分得越细越清楚越好。其实越整体更重要，我们从整体来看，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

　　中新社记者：如果说今天的中国受西方文化影响太多，那么您认为今后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做调整？

　　楼宇烈：我觉得要把中国文化中的自然观突出起来，应该看到中国文化中的自然观，它的整体观、以人为本的观点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今天人与社会的关系、人自身的身心关系都会得到很大的改善。我们不要看到事物之间只有斗争，其实中间还有相互的协助，中国文化中常常讲的相生相克，相克中间还有相生，相生中间还有相克。

　　中新社记者：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发生，您如何看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楼宇烈：我觉得还是要从根本上来解决，其实还是要从人类自身身上去找原因，正因为人类的欲望过分膨胀才产生这些问题。这跟现在科技的发展也有关系，手段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人们觉得可以为所欲为。最根本，还是要从人自身出发，克制自我，否则问题很难解决。

　　我曾经多次提出过，科技的发展一定要受到人文思想的指导，什么该发展、什么不该发展。如果发展是对人类有益的，我们可以做；如果是对人类有害的，我们就不一定要去发展它，甚至不要去创造它。缓解人类自我欲望的膨胀，这样才能够去改变现在这个情况。

　　从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文化对人类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中国文化更注重人，人要做物的主人；重要的不是物质文明，不是科技文明，而是我们人类自觉自律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近来，西方一些国家提出“应对气候变化靠中印”等观点，对发展中国家施压。您如何看待东西方之间的分歧及合作空间？

　　楼宇烈：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利益在驱使，已经获得了利益的一方，就不让人家再去获得利益；已经走过的道路、有经验教训，但不让人家也富裕起来、也发展起来。

　　作为榜样，应该是互助，特别是强者要帮助弱者，这才是先进。强者欺负弱者、占领弱者，这样的文化怎么行？

　　中国文化认识到动物跟人类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竞争、弱肉强食；一个有互助，强者帮助弱者，辅助弱者。把这样的理念传播出去就好了。当然西方有很多人认识到国际间的气候合作很重要，也会督促他们的政府去做。但要从根本上解决，我觉得很难做到。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出现不少困难，您会建议如何做好对话的工作？

　　楼宇烈：中外文化思想上的差异很多，但还是要进行交流，最重要的是包容、尊重，强迫改变是不可能的，要通过我们的生活实践去影响。

　　如果去看一下历史，当时“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是通过商人的生活去相互影响。中外文化在价值观、生命观、思维方式等方面多有不同，不同没关系，可以共存。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把我们的生活状况展示给别人看，我们现在提倡节约粮食、保护自然，这很好。言教不如身教，让外界看到中国人是这样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完)

　　【受访者简介】

​​​​​​​　　楼宇烈，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国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主要著作有《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周易注(附周易略例)》《宗教研究方法讲记》《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