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王力之：绵延5000余年的中华文明如何证明与他人不同？

        中新社北京1月3日电 题：王力之：绵延5000余年的中华文明如何证明与他人不同？

　　作者 陶思远

　　2021年是中国考古百年。100年来，经过几代中国考古人不懈努力，绵延不断的5000多年中华文明逐渐被世人熟知。考古和文保，作为揭示人类文明链条上的两个重要环节，共同承载着历史给予的厚重使命。

　　中国考古的技术理念是否依赖于西方？考古和文保工作对文明传承和互鉴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从事田野考古工作近30年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文保院院长王力之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对上述问题深度解析。

　　中新社记者：如何看待中国拥有5000多年从未间断的文明史？考古与文保对文明的传承有何意义？

　　王力之：文物是最能代表一个民族，也是最能反映其背后历史底蕴的东西，有些文物如果不去保护，任其发展，可能再过100年就化为灰烬了，那人类的后代靠什么去寻找来处、了解自己的文化？文保最大的意义是让最能代表文化的东西保存下来，尽可能延长它的生命，让后人能看到各个文明本来的样子。

　　科技发展到今天，随着三维数据的采集，为现有文物有了做“备份”的选择，即便是未来这些文物不存在了，至少还有一种途径和方式可以了解今天的文物。

　　每一种文明都有有别于其他文明的辉煌之处。古埃及等几大古文明都没有传承下来，中国有延续不断的五千年以上的文明，这是世界公认的。考古百年的中国已出土大量不同时期的文物遗存，这些文物遗存就是最好的名片，向世界呈现了古代中国大量不为今人所知的信息。

　　以青铜为例，西方青铜器自诞生起就是实用器，而中国夏商周青铜器自诞生起就赋予了更深的文化含义。它的本质是礼器，礼器代表的是一种礼制，礼制背后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社会秩序，这套王权体系在各古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今天国际学术界最感兴趣的点之一。中国从4000年前开始建立了一套以铜礼器等为表象的礼制成为区分社会等级的重要依据，从而构建了完整的统治方式。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只有这些文物可以证明古代中国独特和“璀璨”的一面，可以证明华夏文明的伟大，这是最具象的文化自信。

　　中新社记记者：文物的重要突显了文保的重要。文物修复在中国原本只是一门手艺，后来才出现了文保意识，这种理念转变是否受西方影响？

　　王力之：在西方理念中，修复和保护是一体的，中国早期是以修复为主的。1949年前，中国就有人做文物修复。但从技术上讲，那时候就是拼接粘连等基本手艺活儿，理念就是单纯地“修好”。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国博前身(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等单位相继设立了文物修复室这类部门，但基本也是自己在摸索中发展。

　　直到上世纪50年代，今年10月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北京明定陵发掘彻底刺激了当时的考古工作者。由于不具备完善的技术手段和保护条件，定陵很多珍贵文物无法得到合理保护，有些出土后就毁掉了。时至今日，它仍是我们心里巨大的伤痛和教训。

　　60年代开始，定陵的“灾难”让一部分学者和管理者意识到了文保的重要性，这个时候最早的一批学者如胡继高、王丹华等开启了中国的文保事业，到马王堆发掘时文保意识已经好了很多。再到后来成立了文化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代表了中国的文保事业开始起步。改革开放后，随着与意大利、法国等这些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推进，中国文物保护意识快速跟了上来。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科班出身的文保人员增多，以及越来越多的海外专业人士回国，文保意识开始融入到整个文物工作中，“修复与保护不可分割”已经形成了共识。现在，我们对文物就不是单纯的修复了，修复之前需要做一系列科学检测分析。比如，修复青铜器，除检测它的成分构成，还要检测有害锈等，同时要考虑一系列诸如“修复后如何控制不再产生有害锈”这样的问题。文物保护最早是西方先做的，中国是后学者，理念都是从西方学来的，这毋庸置疑，但不可否认，随着国家层面对文物工作的重视，我们已经快速跟了上来。

　　在文保借鉴西方的理念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最小干预”和“可再处理”，后者以前叫“可逆”。简单来说，最小干预就是最低程度地“干预”文物本来的样子，也就是所谓“修旧如旧”的概念，这些都是西方先提出来的。“可再处理”就是修完的器物还可以把它再拆开。对现在的文保工作者来说，“可逆”已经变成了东西方的共识。

　　考古工作者其实也有类似思考。以出土的某件需要修复的器物为例，专业人员和博物馆内观众希望看到的样子并不完全相同。博物馆内观众更喜欢看到它完整的样子；专业人员有时候更希望看到残缺一半的器物，有这一半，他们就能想到另一半是什么样，能看到断面是什么结构，纹饰、工艺是怎么来的。所以，到底是完全复原“修新”好还是“如旧”好，应根据“目的不同”而不同，有些博物馆已经开始了尝试。

　　中新社记者：此前，文物保护的技术和理念我们是从西方学来，到今天，中国考古学已走过了整整一百年。当前中国考古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水平？

　　王力之：这一百年，中国考古已经完全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改革开放初期，西方学界对中国考古学术水平认可度并不高，这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问题。毕竟中西方学术验证方法、论证逻辑不一样。21世纪以来，大批中国学者走出去，和西方交流日渐频繁，随着学术交流的深入，西方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中国考古成果。中国学者“走出去”在那个时间点变得特别重要。

　　上世纪90年代，以故宫前院长张忠培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从美国访问回来，都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中国考古学最高水平在中国”。原来有一种错觉，似乎研究中国考古的西方学者水平不低于国内，比如哈佛大学的张光直先生，他因有华人背景，能读懂中文文献，又有西方理念背景，可以说是“学贯中西”。但随着文化交流的增多，走出去的中国学者发现西方学者在中国考古的某些方面研究虽有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度，但在全面深入研究能力和水平方面，国内学者还是更胜一筹。就中国考古的整体研究能力来说，西方学者还是无法比拟的，当然这是客观现实造就的。

　　中新社记者：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考古学魅力何在？在东西文明交流中作用如何？

　　王力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增加，西方才开始全面认识和了解中国考古。

　　还是以青铜器为例，除考证年代外，我们还研究器形、纹饰、铭文、族属，以及铸造技术，甚至传播途径等。这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单独拿出来都是一片广大的领域，纹饰延伸出古代美学、图像学；铭文又延伸到古文字专业；族属又涉及到社会组织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等。如果深究，青铜礼器背后的礼制同样是一条很长的学术链。

　　中国有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通常一个中国考古人的重点研究领域只能选择某个阶段时期或是某几个方面，因为除了浩瀚的历史文献，经过百年的考古学已累计了大量丰富的实物材料，且提取信息越来越庞杂，穷其一生也难窥全部。这种研究和探索是无止境的。

　　人类文明是共通的，但“以我为主”，做好自己的研究，讲好自己的故事，才能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凸显自己的地位。

　　近些年，中外考古和文保交流越来越多了，这与我们的考古发现与深入研究有很大关系，遗憾的是这种交流因为疫情有所中断。当然文化交流不像政治交流容易受其他因素影响。希望新冠疫情过后，这种互鉴交流能长期保持下去，中国能有更多学者走出去，把中国考古和文物保护成果带出去，让更多人了解中华文明，从而一起守护人类共同的璀璨文明。(完)

　　【受访者简介】

　　王力之，男，北京大学考古及博物馆学专业博士毕业，中国国家博物馆文保院院长、研究馆员。从事田野考古工作近30年，参与多项重要考古发掘、调查及资料整理，长期致力于夏商周考古研究。近年来，开始致力于文物保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