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考古文旅 | 马永嬴：寻找汉文帝霸陵，“历史的误会”是怎样纠正的？

       中新社西安1月1日电 题：马永嬴：寻找汉文帝霸陵，“历史的误会”是怎样纠正的？

　　中新社记者 边峰 阿琳娜

　　位于陕西西安白鹿原的江村大墓，被正式确认为汉文帝刘恒的霸陵。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否定了其北边2.1公里的“凤凰嘴霸陵”的传统认识。元代有文献记载，汉文帝陵位于“凤凰嘴”。这里的山形很像帝陵封土。

　　这一流传数百年的“误会”是如何产生的？江村大墓怎样被认定为汉文帝霸陵？西汉帝王多葬于咸阳原，汉文帝为何选择了白鹿原？霸陵对西汉帝陵规模形制研究有何意义？汉陵考古队队长马永嬴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深入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传统认知汉文帝霸陵在“凤凰嘴”，这一“误会”从何而来？考古工作如何确认江村大墓？

　　马永嬴：汉文帝刘恒于公元前157年驾崩于未央宫，葬于霸陵。奉行节俭的汉文帝要求“因其山，不起坟”，故霸陵不像其他西汉帝陵有高大清晰的封土。再加上皇陵本身有保密性，不会详细标注位置。

　　《三辅黄图》中记载霸陵“在长安城东七十里，因山为藏，不复起坟”，为帝陵的位置划定了一片区域。最早明确记载霸陵在“凤凰嘴”的，是元代学者洛天骧的《类编长安志》。

　　事实上，学界对汉文帝葬于“凤凰嘴”一直存疑。汉代实行帝后“同茔异穴”合葬制度，一般帝后陵墓不会离得太远，而“凤凰嘴”距窦皇后陵超过2000米。此外，“凤凰嘴”及其周围并无任何人工修筑迹象。

　　近年来，我们采用考古勘探、地质探测等多种技术手段，对“凤凰嘴”进行大范围细致探查，除10余通明清时碑石外，未发现陵墓类遗迹，基本排除了作为霸陵的可能性。

　　通过考古工作，我们发现距窦皇后陵800米的江村大墓是一座有四条墓道的特大“亞”字形陵墓，地表无封土。按照礼仪规制，当时只有皇帝、皇后级别才能使用带有四条墓道的“亞”字形陵墓。

　　江村大墓四周发现115座外藏坑，以大墓为中心有规律地分布。在已发掘的外藏坑中，出土了明器官印多枚、大量彩绘的着衣式陶俑。同时，还发现了“石围界”和门阙基址等陵园设施。

　　关键证据是，我们发现了围合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的外陵园墙遗存，能与皇后合葬一个陵园，墓主人身份可想而知。

　　根据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成果来看，江村大墓及其周边的遗迹，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陵区，与汉高祖长陵、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等西汉帝陵形制要素相近，平面布局相似，整体规模相当，并有显而易见的发展演变轨迹。综上，我们认为江村大墓应为霸陵。

　　中新社记者：西汉皇帝多葬于咸阳原。汉文帝为何没有入葬祖陵区，而是选择了东边的白鹿原？

　　马永嬴：西汉王朝的11位皇帝均葬于西汉长安城附近。除汉文帝霸陵和汉宣帝杜陵分别位于西安东郊的白鹿原和西安东南的杜陵原外，其余9座均分布在渭河北岸的咸阳原。

　　为什么汉文帝会选址白鹿原安葬？我认为主要是为了解决其生母薄太后的丧葬礼仪问题，并兼顾扼守交通要道、防御东方诸侯的政治需要，同时也有汉文帝的个人情感因素。

　　汉文帝继位为帝，其母贵为太后，故薄氏的墓葬规制不仅关乎她本人的终极地位，也影响到汉文帝继位的正当合法性。此外，汉文帝长期与母亲相依为命，对母亲感情深厚。若将薄太后安葬在汉高祖长陵，只能以嫔妃身份祔葬，其墓葬规制将大大降低，这样明显贬低了已被尊为皇太后的薄氏，也是孝顺的汉文帝无法接受的。

　　秦昭襄王嬴稷与汉文帝情况相似。于是汉文帝就效法前朝旧例，离开祖陵区另择新址，与母亲葬在一起。薄氏以“近孝文皇帝霸陵”为由，便可以顺理成章在霸陵附近以皇太后之礼营建陵墓。

　　霸陵的选址还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汉文帝即位时，其父兄以陵墓的形式已在京城北侧建起一个缓冲地带，抵御匈奴的威胁。但长安以东除了函谷关、武关外，再无屏障，一旦关隘陷落，京城危在旦夕。当时来自东方同姓诸侯王的威胁日益严峻。在此情形下，汉文帝选择在关键位置修建陵墓，并设置陵邑，迁徙民众，形成京城屏障。

　　此外，我认为个人情感因素可能影响到选址。一方面，汉文帝儿时的境遇让他与父亲刘邦感情生疏，不愿葬在父亲身边。而他对自己早年封地代国的眷念之情可能也影响霸陵选址。汉文帝尚简，其陵不起封土，若与父亲同葬在咸阳原，与父亲陵墓的高大封土形成对比，难免会有贬斥父亲褒扬自己的意味，这也是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中新社记者：相较于霸陵的“尚简”，汉文帝母亲薄太后的南陵却为何出土不少带有草原文化风格的金银器？

　　马永嬴：汉文帝对母亲的感情相当深，我们这次在薄太后南陵的外藏坑里，发掘出土了很多带有草原文化风格的金银器，也表现出汉文帝对其母厚葬的态度。

　　汉文帝在继位之前曾经做过10多年代王，薄太后也在代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批有草原文化风格的金银器，可能与他们母子在代国的生活经历有关。代国位于今日山西北部，北边毗邻匈奴，他们的文化交流非常方便。

　　另外一方面，这些金银器也有可能为当时宫廷引进，或仿照草原风格的汉朝手工作坊所做。但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先秦两汉时期农牧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直接证据，见证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

　　中新社记者：怎样看待发现霸陵的意义？未来对于霸陵的保护有什么计划？

　　马永嬴：此次霸陵位置的明确，使西汉11座帝陵的名位问题得到解决。包括霸陵在内的西汉帝陵规模形制、布局及内涵的基本掌握，为西汉帝陵制度形成与发展演变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考古资料。

　　霸陵是西汉帝陵制度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之前汉高祖长陵、汉惠帝安陵是皇帝皇后“同茔异穴”合葬，但只有一个围合帝后陵墓的大陵园，里面有附属设施，包括祭祀用的寝殿、便殿、陵庙等，也有外藏坑。

　　从汉文帝霸陵开始出现双重陵园，即除了围合皇帝与皇后陵墓的大陵园外，江村大墓外围有卵石铺砌的“石围界”，窦皇后陵四面也有夯墙遗址，实际上是在突出皇帝在整个陵区的中心地位。汉文帝之后，西汉皇帝均采用了双重陵园。

　　另外，在外藏坑中清理出“中司空印”“中司空丞”“山官”“仓印”等明器官印多枚，表明外藏坑应为模仿现实官署、府库建造。象征官储机构的外藏坑开始有意识地围绕皇帝陵墓分布。陵墓是皇权的一种体现，这也体现了汉文帝时期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霸陵的双重陵园、帝陵居中、外藏坑围绕帝陵布局等，均为西汉帝陵中最早出现，从陵园形制中，有意识地突出皇帝的中心地位。再结合文献史料，表明了皇帝独尊、中央集权的西汉帝国政治理念初步确立。

　　今后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要做好霸陵的保护工作。另一方面，我们的考古工作还没有结束，要更为仔细全面地收集整理发掘资料、做好现场出土文物的保护等，并进一步加强考古后期的研究整理工作，使这一批考古资料尽快向社会发布，让整个社会共享文化资源。(完)

　　【受访者简介】

　　马永嬴，1965年7月出生，陕西西安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汉陵考古队队长。自1995年以来，长期从事西汉帝陵考古研究工作，曾参与汉高祖长陵等西汉11座帝陵的考古工作，现主持汉文帝霸陵的考古发掘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