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解密 | 走进中国共产党“翻译国家队”：第三个历史决议是如何翻译的？

        中新社北京12月28日电　题：走进中国共产党“翻译国家队”：第三个历史决议是如何翻译的？

　　中新社记者 李京泽

　　近期，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表决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决议全文公布当天，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多个语种官方译文同步发布。这个内容达3万多字的决议是如何翻译的？中国共产党为何要第一时间对重要文献进行官方权威翻译？翻译过程有哪些亮点难点？中新社“东西问”走进中国共产党“翻译国家队”，专访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译审刘亮、英国籍专家梁思浩，请他们讲述背后的故事。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贵院如何驾驭对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多语种翻译？此次翻译耗时多久，取得哪些成果？可否分享一些背后的故事？

　　刘亮：这次翻译决议任务艰巨光荣。除了决议，我们还翻译了六中全会公报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决议的说明，一共三个文件，总计5.7万字。在短短8天时间内，我们完成了英、俄、法、西、日、德、阿、葡、老、越十个语种的翻译。这是一场实打实的攻坚战。

　　我们采取类似中共十九大的翻译模式，实现全天候工作状态。在人员配置方面，除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全员参加，还邀请兄弟单位支援，也有外国专家加入，他们为最终译本的完成和完善作出突出贡献。

　　我们优化了翻译流程。首先集中力量完成《公报》翻译，因为《公报》百分之九十的内容是摘自《决议》，这样就提前确定了《决议》中的关键性表述，为稍后的《决议》翻译确立了总体框架。我们对不同年龄段人员分配不同的翻译任务，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基本保证每个人能得到相对必要的休息。

　　尽管如此，每天工作至凌晨、睡眠不足还是这一段时间内许多人的工作常态。最后，我们顺利完成了任务，我深深地为第六研究部的翻译团队感到自豪，也对伸出援手的兄弟单位表示衷心感谢。

　　中新社​​​​​​​记者：您能否以英文翻译为例，介绍哪些表述的翻译令您印象深刻？有哪些译法相较过去有变化或改进？这个决议向世界传递了什么信息？

　　刘亮：这个决议总字数达到了3.67万字。在翻译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是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特别是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的“十个明确”。

　　这“十个明确”在中文是一大段，在英译文中，我们把它们单独列项，每一项都统一了句式，由前面一个动词统领后面的十个方面。这样不仅形式上看起来清晰明了，内容上也避免了重复。由此，译文的可读性大大提高，同时这“十个明确”也与十九大报告中的“八个明确”保持了一致性。这种在译文中列项的做法，是我们在翻译实践中不断探索、改进和创新的一个成功案例。

　　这次（翻译）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和改进是在文体上，英文表述方式更加符合国际惯例。具体来说，中文文件里经常出现“会议指出”“会议决定”“会议强调”此类表述。以往我们有时采取直译的方法，或者采用被动语态的形式，也就是翻译成“在会议中被指出、被决定、被强调”。这次翻译中，我们参照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文方式，把“会议认为”翻译成“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认为”，这更加符合英文表述特点和语言逻辑，避免了中式英语的出现，这是此次翻译中的一个突破。

　　梁思浩：决议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守正创新”的译法。原文是“党领导人民……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守正创新”的译法其实经历了三次变化。最初为了译文简洁，直接翻译成innovation（创新）。后来感觉应把守正的含义译出来，就有了第二个版本：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但是这里，tradition会有正反两层含义，“守正”的含义还是不够准确。于是，这一次我们决定翻译成 innovating on the basis of what has worked in the past。这种译法比之前更全面，也更能原汁原味体现原文含义。

　　我觉得这次决议传达的最核心的信息之一就是自信。中国共产党对于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充满了自豪，对于未来之路也充满无比的自信。

　　中新社​​​​​​​记者：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涉及史料众多，论述权威严谨。翻译过程中遇到哪些难点？如何通过翻译准确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故事？

　　梁思浩：讲述历史故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采用历史的叙事方式，叙事语言要客观平实。

　　比如，决议中有这样一句，“党领导广大军民……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八百万军队”。如果查词典，“消灭”对应的英文是“wipe out”，但是这样的译法给人感觉显得过于“情绪激动”、过于主观。最终，我们决定翻译成“defeat”，这样的翻译比较成熟和平实。

　　还有一个例子，“穷凶极恶”这个成语，我们原来把它翻译成“vicious、heinous、ferocious”，但我们（现在）认为这些译法都有点过于强烈。我们最终把它翻译成“fierce”，这样比较平实客观。

　　刘亮：总的来说，这次翻译最大的难点还是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述。比如在有关党建的叙述中有许多俗语和谚语，翻译时不能过于机械，要根据情况灵活处理。

　　第一种情况，像精神“缺钙（essential nutrients）”“软骨病（frail）”“两面人（act with duplicity）”等等，这些词语不能直译，否则读者就会联想到各种疾病。我们进行意译，把其中暗藏的核心含义表达出来，从而避免了语言生硬或语义含糊不清。

　　第二种情况，像“打铁必须自身硬（It takes a good blacksmith to make good steel.）”这种俗语就可以直译，因为读者基本能够读懂。

　　第三种情况是英文也有相同或类似表达方式，比如英语中“get too big for one’s boots”和中文“尾大不掉”的意思非常契合，我们可以直接拿来使用，这是最理想的一种情况。

　　在翻译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献时，根据文本特点，我们着重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阐述原则观点时，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国两制”，必须语言清晰、观点明确，不产生任何歧义；二是在表述政策措施时，比如“三去一降一补”“放管服”，必须要素齐全、术语准确，体现专业素养；三是在描述历史事件时，比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钓鱼岛问题”，必须语言平实、描述客观，保持历史叙事的姿态。

　　中新社​​​​​​​记者：决议提出的“两个确立”具有决定性意义，受到外界普遍关注。可否分享贵院团队在翻译决议有关论述时的细节考量？

　　刘亮：决议提出的“两个确立”属于政治概念。其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是重中之重的核心政治概念，是中央文献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政治概念翻译，我们坚持一条重要原则，那就是凝练精华，避免过多修饰。

　　比如之前翻译毛泽东思想时，我们就用Mao Zedong Thought，非常简练，一目了然。同样的，我们在翻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时也采取了类似方式，充分考虑到历史的延续，保持了核心政治术语翻译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另外，在思想一词的翻译中，我们采用了thought，没有使用thinking。首先，词性不同，thought更强调事实，thinking更倾向于动作；其次，thought是指已成体系、整体化的思想，而thinking更多是指在某一方面具体的思考，所以thought更合适。

　　中新社​​​​​​​记者：请问中外专家在决议翻译工作中是如何配合的？外籍专家起到了何种作用？

　　梁思浩：（外籍专家）主要会考虑汉英两种语言的不同，特别是一些译法的表述有时会偏离中文原来的含义，可能会造成译文的一些误读。

　　“科学”这个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决议中有很多“科学”的表述，比如科学回答、科学指引、科学构想、科学判断。但与中文含义不同，英文中science和scientific的含义主要指向“自然科学”，所以不能用它们来译，而应改用其他词语，比如judicious、well-conceived、meticulous、rational、sound等。就是说，死板地用scientific翻译“科学”反而没那么科学了。

　　刘亮：外籍专家发挥的最大作用是充当语言上的磨刀石和润滑剂。英语是他们的母语，他们以读者身份审读译文，能体会到中英两种语言之间的细微差别，特别是在语义的褒贬、字词搭配方面，都有无法比拟的优势。

　　外国专家有时还能发挥画龙点睛的作用。比如，决议中有一句话“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译文是：No political consider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people; no force is more powerful than justice.这里采取比较级的否定句式，这就是外国专家的神来之笔。虽然没有使用最高级，但却更加强有力地表现出中文“最大”和“最强”的含义。

　　中新社​​​​​​​记者：为何要对党的重要文献进行官方权威翻译？如何最大限度减少外界对中国理念主张的误解误读？

　　刘亮：党的文献自身的特点就决定了翻译的独特性，假如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党情，就无法做好中央文献翻译。

　　我讲一段历史，最初《毛泽东选集》英文版（1-3卷）的出版其实并不是在国内，而是交给了英国的劳伦斯出版公司，然而发行仅一年后，中方就终止了英国出版公司的合同，原因就是英方出版公司在没有得到中方许可的情况下，对译文进行了修改删节。从此之后，《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和出版完全交由国内进行，这项工作后来推动了一家中央专门机构的成立，就是第六研究部的前身——1961年12月成立的毛泽东著作翻译室。

　　要减少外界对中国的误解误读需要内外兼顾。对内而言，作为译者要读懂读透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框架，要在译文中展现出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对外而言，时代在发展，国际环境复杂多变，译文表达必须充分适应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不断发展的趋势。通过翻译，首先实现语言上的相互沟通，其次争取文化上的相互理解，最终实现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融合。

　　梁思浩：这个问题十分重要。翻译不是在真空进行，而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既能反映世界、又能创造世界。想要减少外界对中国主张的误解，就需要传递正确而清楚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官方权威翻译相当重要。

　　外界关于中国的一些误解误读，很多情况下是文化差异或者思维定式造成的。现在的中国已经非常开放，我周围很多人来到中国旅游、访问和工作。我相信，随着世界对中国的不断了解和认识，中外之间会实现“和而不同”，外界对中国的误解也会越来越少。

　　中新社​​​​​​​记者：作为中国共产党“翻译国家队”，贵院今年组织力量主要翻译了哪些重要文献？作为从事翻译的一线专家，您能否谈谈目前工作面临哪些挑战，价值在哪里，对下一步工作有何启示？

　　刘亮：今年正值建党100周年，除了六中全会文件，我们还翻译了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重要讲话、《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以及“十四五”规划等重要文献。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还在于人才，不论是中方人员还是外国专家。尽管困难不少，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这支中央文献翻译队伍一直保留了下来，传统还在，这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宝藏。目前中央文献翻译数据库收录字数已超过五千万，仅此一项，就值得我们倍感自豪。2018年机构改革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实现编写、翻译、出版一体化集团优势，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

　　面对智能化时代挑战和机遇，如何适应各种新发展理念？如何借用新技术提高翻译质量效率？如何优化内部结构、整合外部资源？如何实现“小机构、大网络的社会化翻译”？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梁思浩：我很荣幸参加了刘亮刚才提到的许多重要文献的翻译工作。作为一名外国人，我发现有一些西方媒体仍对中国持有偏见，在对外翻译工作中会出现一种对牛弹琴的现象。我的好朋友、中国驻冰岛前任大使王荣华，称这种现象是中西交流间的“隔音板”。为了把这个“隔音板”拆掉，应该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向世界展示真实、客观、立体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