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译家言|德国汉学家卜松山：如何以翻译为径展示中国文化之“美”？

        中新社北京12月26日电 题：德国汉学家卜松山：如何以翻译为径展示中国文化之“美”？

　　中新社记者 史元丰 万淑艳

　　欧洲汉学研究始于200年前，而欧洲对中国文献的翻译则始于更早的16世纪。德国汉学家卜松山认为，尽管汉学和翻译在中西交流中发挥了作用，但中西互译之间仍存“不对称”：中国人几乎把所有西方文化经典都翻译成了中文，而西方人对中国却知之甚少，原因在于西方的“霸权话语”。

　　西方语境下的中国存在诸多误解和偏见。中西方之间如何才能消弭隔阂、交流互鉴？德国知名汉学家卜松山(Karl-Heinz Pohl)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讲述如何通过翻译向西方展示中国文化之“美”。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长期研究中国哲学、近代美学，翻译多部中国名著，出版了学术专著，为何如此关注？

　　卜松山：我是通过林语堂的哲学著作《生活的艺术》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的，我在高中时读过这本书，它展示了中西文化差异的迷人视角。后来，我读了一本关于禅宗的书——美国哲学家阿伦·瓦兹的经典著作《禅之道》，它非常令人着迷。这本书表明，禅宗与其说是一种日本现象，不如说是一种中国现象，是印度佛教与中国道教的融合。我的宗教背景是天主教，与禅宗的相遇让我颇受启发，大大拓宽了我的世界观。这也让我51年前在德国汉堡大学从地球物理专业转到汉学研究。

　　中新社​​​​​​​记者：您研究中国文化长达半个世纪，经历了怎样的思想历程？中国文化给您带来了哪些影响？您如何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

　　卜松山：首先，我研读了中国丰富的思想史。虽然我的兴趣始于佛教，但很快学会了欣赏儒家和道家的传统文化。我了解到，前现代中国的这些世界观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和影响。今天，我发现这三种教义中的每一种都同样引人入胜。他们大大拓宽了我的世界观。

　　然后我又研读了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欧洲殖民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即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和抗日战争，我开始明白这如何影响了今天中国人的态度。

　　我在教课或写关于中国文化的书时，首先会尝试展示中文的特殊性，然后再介绍儒家、道家和佛教的影响，从日常文化的角度来解释。我还介绍了中国超过几千年未间断过的历史，如此长的历史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最后，我试图展示，如何结合文化背景来理解中国人的行为。

　　中新社记者：您是《桃花源——陶渊明诗集》、李泽厚《美的历程》等书的德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您如何克服翻译的“不可译性”？

　　卜松山：1982年，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博士论文题目是《郑板桥：诗人、画家和书法家》。为了这个课题的研究，我开启了第一次中国之旅，1981年去南京两个月，在那里得到一位书法家的指导，那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我还研究了中国美学史，以了解郑板桥的背景。

　　在此过程中，我对中国诗歌产生了浓厚兴趣。从加拿大回到德国，我决定先将陶渊明的诗集全集翻译成德文。这一切让我对美学产生了兴趣。所以当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出版并成名后，我和学生一起完成了这本书的翻译。我曾邀请李泽厚先生来到德国，他在我工作的大学待了半年。后来我再次邀请，并一直与他保持联系，直到几周前他去世。

　　由于中西方思想的差异，翻译有时很困难，但它们是可以克服的。中文还有文言文的额外难度，语言极其密集深奥，即使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也并不总是容易理解。比如《周易》，许多中国学者对这本书的内容有不同的解释。

　　最难的是诗歌的翻译，这与它的形式有关。形式无法翻译，比如杜甫诗中的平起式或其他形式特征。因此，中文诗翻译成德语只能传达其内容，而很难传达其形式之美，俗话说：“诗意不可译”。

　　中新社记者：中西方美学有何异同？现代中国美学与西方思想的接触呈现出哪些特点？相互有何借鉴之处？

　　卜松山：西方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西方，它不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而在中国历史上，美学可以说被认为是探究艺术和文学创造力的一种特殊的“中国方式”：即诗歌、书法和绘画的本质。

　　中国美学还与文化认同有密切关系。大约150年前西方思想传入中国时，中国人认为中国文化是由美学塑造的，而西方文化是由基督教塑造的。蔡元培就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因此，美学对于理解中国身份——“中国性”的讨论很重要。像1980年代中国受李泽厚著作影响而产生的“美学热”，这在西方是不可能出现的。在西方，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美学对于中国人认同感的重要性。

　　中新社记者：中西跨文化交际与对话也是您的研究领域。在您看来，中西方价值体系的起源是什么？您认为中西方之间应如何进行跨文化对话？

　　卜松山：西方价值体系的起源是基督教，今天宗教的影响已大大减弱，不再那么明显，但了解这一背景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称西方的价值观为后基督教价值观。中国价值体系的起源是儒家思想，它构成了中国社会的道德基础，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即使在当今社会，中国人的价值观仍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比如“仁义礼智信”。

　　跨文化对话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相互尊重，愿意向对方学习，并试图通过改变视角来理解对方的观点，理解世界的另一个文明。

　　中新社记者：翻译对当今中西方交流有何启示？

　　卜松山：文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翻译，就像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西方文化的翻译过程便可窥见一斑，更不用说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其他语种的翻译了。在中国，印度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卡尔·马克思著作的翻译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了根本影响。

　　就中西互译而言，问题在于“不对称”：中国人几乎把所有西方文化的经典都翻译成中文，但西方人对中国却知之甚少。尽管汉学家在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但却远远不够。

　　这种情况是与西方几个世纪以来的立场有关。西方的思想和观点已经成为常态，即所谓的“霸权话语”，西方的观点和思想影响了整个世界，中国也向西方学习了很多。

　　只有当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变得更加重要并对自己的文化更加自信时，这种“不对称”才会改变，同时也将增加西方了解中国的愿望。

　　【受访者简介】

　　卜松山(Karl-Heinz Pohl)，德国知名汉学家，德国特里尔大学教授，1945年出生于德国萨尔路易。曾任德国图宾根大学中国文学与哲学教授，特里尔大学文学与媒体学院前院长、汉学系主任。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史、伦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美学、中西跨文化交际与对话。著有《中国美学与文学理论》《全球化语境里的中国思想》《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发现中国：传统与现代》等学术专著专论，译著有《桃花源——陶渊明诗集》《李泽厚<美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