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译家言 | 毛志文：唐诗西传，在俄罗斯获得何种影响？

        中新社武汉12月15日电 题：唐诗西传，在俄罗斯获得何种影响？

　　作者：毛志文（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武汉大学教师、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

　　编者按：

　　现代语言学认为，语言可分为两部分，即作为“能指”的符号(形式)与作为“所指”的意义(内容)。翻译在形式上是符号的转换，如语音、字(词)形；在内容上则包含知识及知识背后的文化背景和思想体系。实践表明，翻译绝非简单地将“ABCD”转为“甲乙丙丁”，探究符号转化背后的文化和思想交流无疑是更具学理性的关键问题。

　　“东西问”近日推出“译家言”系列文章，受访者既有一线译者，也有关注译事的学者，议题涉及翻译的形式、知识、文化和思想等层面：杜甫何以在俄罗斯受到欢迎？《神曲》如何译成“绝句”？《西游记》八十一难为何有版本只译出三难？羊肉泡馍的“陕味”如何“意”入英伦语境？行走在“译言译语”冲出的东西文化海滩，冀读者循着这些问题寻拾到自己的入眼之贝。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唐代中国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对外交往频繁，思想自由奔放，近体诗逐渐发展和完善，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高峰和典范。唐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性成果，其对外译介和传播效果如何？

　　明珠亮色如何外传？

　　唐代伟大诗人层出不穷，百花齐放。初唐由四杰、陈子昂拉开序幕；盛唐涌现出李白、杜甫两座高峰，还有田园诗人孟浩然、王维，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等等；中唐有元白“新乐府”、韩孟诗派；晚唐杜牧、李商隐则添一抹亮色收尾。

　　这些伟大的诗人及作品无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颗颗璀璨明珠。其向外传播轨迹大致有二：一条是东传，对东邻韩国和日本影响尤其深广。另一条路径则是西播，与“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陆上丝绸之路大致吻合，俄罗斯、东欧和中亚等国均为重要节点。

　　唐诗在俄罗斯的译介和传播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萌芽期(19世纪末)、发展期(20世纪上半叶)、高潮期(20世纪50-60年代)、新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

　　第一首俄译的唐诗是什么？

　　19世纪末，俄国学术界和文化界开始关注唐诗。1874年由圣彼得堡交通运输部印刷厂出版的王勃的《滕王阁序》，是有据可考的第一首俄译唐诗，共10页纸，译者佚名。此后，李白、杜甫等诗人的单个作品陆续被译介出来，但大都由其他语言转译，改译较大，且零散不成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俄国诗坛如巴尔蒙特、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等名家都曾积极投身唐诗俄译，且在创作风格上受唐诗影响很大。

　　20世纪20-30年代是唐诗俄译的快速发展期。1920年苏联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提出一个翻译中国文学名著的宏大规划，开始系统译介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等人作品，堪称标志性事件。后来，其学生休茨基继承衣钵，以唐诗集的形式进行译介。师生二人均精通汉语，从汉语逐字逐句翻译，诗作语义内容传达十分精准，且对仗工整、用词贴切，很好地保留了原诗的韵脚与节奏。这些为后来大规模译介唐诗奠定了基础。

　　杜甫为何在苏联大受欢迎？

　　20世纪50-60年代唐诗俄译进入繁盛期。这既源于此前数代汉学家不断积累，翻译水平提高；也与当时中苏正值“蜜月期”的背景有关。浓厚的汉学氛围下，苏联汉学家们完成了大多数唐代著名诗人作品的系统译介，唐诗研究也如火如荼。

　　此时还出现了中俄两国诗人联袂翻译的盛况。如1957年郭沫若和费德林共同翻译了《中国唐代诗歌集》。该集由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在苏联流传范围很广，首次发行就近4万册。由于翻译质量很高，该译本一版再版，供不应求。

　　该时期，作为高尔基所创办的《世界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之一，由苏联著名汉学家别仁出版的《杜甫传》原计划出版1.5万册，未料发售后一抢而空，不得不增印。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在苏联十分受欢迎，因为诗作中忧国忧民，同情百姓疾苦的思想极易与饱经沧桑的当地民众产生共鸣。

　　“以诗译诗”：毗邻韵、环抱韵和交错韵

　　20世纪90年代至今，唐诗在俄罗斯焕发出新的生机。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后，新时期唐诗俄译表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唐诗翻译方法不断推陈出新，二是当代汉学家们从不同视角对唐诗展开创新性研究。如著名汉学家孟列夫继承了阿列克谢耶夫和吉多维奇“以诗译诗”的传统，特别注意再现诗歌的韵脚，在译文中尝试用俄语的毗邻韵、环抱韵和交错韵再现唐诗的韵脚。他还用俄语的完整音步和不完整音步来还原“平仄”，尝试再现汉诗中特有的双声、叠韵、对仗、换位等现象。这些都是对前人的创新突破。可以说孟列夫对唐诗的翻译不仅做到了信达雅，还做到了形神兼备。

　　可圈可点的唐诗学家还有俄罗斯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阿扎罗娃。她受西方翻译理论文化学派影响较深，认为翻译的目的就是文化转换，在唐诗的翻译方法上更为大胆创新。她创造性地进行翻译实验，组织阿里斯托夫、加琳娜、叶尔马科娃等9位俄罗斯当代汉学家同译杜甫的《春望》和《望岳》。一文九译，前所未有。她还在翻译过程中设法缩减词汇总数，增加单词的语义容量，并强调诗歌文本的可视化效果，认为诗行、字数、标点、重音的长短和位置都会影响文本外形和节奏表达。

　　阿扎罗娃还认为唐诗俄译可展示出俄语表达象形文字思维的潜能，俄罗斯读者要想发展这种象形文字思维，就不能将中国诗歌的象形文字系统视为征服和操控的对象，而应将其理解为进行平等文化交流的语言体系。阿扎罗娃在翻译过程中对中国的语言文字给予充分尊重，并认识到中国诗歌的翻译对现代俄语及俄罗斯读者思维的深刻影响。限于篇幅只能介绍这两位最具代表性的翻译家，窥一斑而见全豹，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不断扩大，唐诗翻译和研究在俄渐成显学。

　　李白诗歌何以推动《道德经》在俄研究？

　　唐诗研究与俄罗斯的文学和汉学研究良性互动。如苏联传统文学流派常用的社会批判视角，也被运用到杜甫诗歌研究。汉学家谢里布里亚科夫深入研究了杜甫诗歌的现实性和人民性，认为杜甫是唐代诗歌社会派的创始人。这些研究成果反过来也推动了苏联现实主义文学和翻译研究的发展。

　　再例如现当代俄罗斯汉学家很注重研究唐诗中的宗教思想。汉学家达革丹诺夫深入研究了王维、孟浩然、白居易诗作中的禅佛思想，一时风靡俄罗斯汉学界。在此影响下，许多禅佛诗人的作品在俄得到更多译介，如寒山诗、王梵志诗等。

　　特别是孟列夫对王梵志诗歌的翻译，让历经劫难沉睡在圣彼得堡的敦煌文献重获新生，推动了敦煌学在俄罗斯的研究和发展。同样，俄罗斯唐诗学家对李白诗作中道教元素的研究也引发俄罗斯汉学界对中国道教研究的兴趣，推动了《道德经》在俄译介和研究。俄罗斯汉学与中国唐诗间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唐诗影响正突破儒家文化圈

　　从俄罗斯学界到普通民众，均受到唐诗积极影响。

　　俄罗斯汉学家的唐诗研究常独辟蹊径，让人耳目一新。例如20世纪70年代著名俄罗斯汉学家康拉德从中西文化比较视角提出，唐代出现了“中国的文艺复兴”，对人的个性的关注度在唐代获得提升。“由于人都生活在一个充满人性的世界之中，所以文学、艺术、哲学都应当服务于人本身。这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所倡导的‘人文主义’的思潮是一致的。”唐代发达的印刷业和大量的书籍加速了人文主义思潮的传播，因此唐代以杜甫、白居易、杜牧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现实主义诗人更加关注劳苦民众、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作为一位东方学家，康拉德摒弃了西方中心主义观点，以平等视角看待唐代诗人及其诗歌，这深深影响了当今俄罗斯汉学研究，此前提及的当代翻译家阿扎罗娃便是一例。

　　在俄罗斯普通民众层面，以杜甫诗歌为例，诗作中表达出的爱国主义、热爱和平、关心普通民众疾苦、注重人伦和仁爱，跨越时空阻隔和民族局限得到欢迎和传诵。唐诗在俄罗斯研究者和普通民众中获得广泛的传播和接受说明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对当代俄罗斯人有着巨大吸引力。唐诗中所散发出的中国传统文化魅力正跳出东亚儒家文化圈，沿着西传的丝路轨迹走向世界。

　　【作者简介】

　　毛志文 1983年生，青年诗人、学者，翻译家，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现任教于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俄语系。曾获中俄政府奖学金赴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语文系访问学者(2016--2017年)，研究方向为诗学、翻译学、唐诗俄译。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唐诗在俄罗斯的译介、传播与影响研究》，湖北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结构诗学与诗歌翻译》，武汉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3项和十四规划项目1项。出版专著《结构诗学视角下的俄汉诗歌翻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编写教材2部，编撰字典1部，在《中国翻译》、《上海翻译》、《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中国俄语教学》等CSSCI核心期刊上发表与诗歌翻译相关论文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