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相遇”为何是历史的必然？

        中新社北京9月28日电 题：马克思与孔夫子“相遇”为何是历史的必然？

　　——专访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何中华

　　中新社记者 安英昭

　　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先生曾在《马克思进文庙》一文中，以戏剧化的语言探讨过马克思与孔夫子“相遇”的问题。2021年，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何中华新著《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引发海内外舆论热议。

　　“马克思与孔夫子在中国的‘相遇’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何中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从人类历史的长时段看，任何文明的发展和进步，都离不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马克思与孔夫子的历史性“相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先生发表《马克思进文庙》。回顾过去一个世纪，您认为马克思与孔夫子得以在中国“相遇”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

　　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在中国“相遇”不是偶然的，有其历史必然性。按照马克思唯物史观，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即全球化时代来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劳资矛盾，逐步外化为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间的矛盾。《共产党宣言》说，世界市场的开辟造成了“东方从属于西方”，决定了革命重心由西欧移向东方。马克思学说在这个背景下恰逢其时地被中国选择。正如他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它能够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是一种实质性介入，即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实践能力的明证”。这种深度介入，就无法回避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和基因的儒学相“照面”。因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其背景是由中国文化传统塑造的。郭沫若先生早在一个世纪前就把马克思和孔夫子作为两种思想体系的象征提出来讨论，可谓具有相当强的前瞻性。

　　中新社记者：您在新著《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虽然在自觉的层面更多地表现为冲突，但在无意识层面却更多地表现为融会贯通。如何理解这种冲突与会通？

　　何中华：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无视其中任何一方面，都有违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既存在时代性距离，又有民族性差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关键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其代表的现代文化同儒学代表的传统文化时代距离相当明显；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儒学源于中土，距离遥远。

　　但这些表象并不完全反映本质。从时代性看，作为现代性批判者的马克思学说又有在更高层级向出发点复归的趋势，而儒学作为前现代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相遇合乎逻辑。民族性上，西方的思想传统也有分野，譬如欧陆传统与英美传统就相当不同，它们之间存在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张力。强调人文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更容易认同欧陆思想。马克思主义源自德国，同中国传统文化有亲和性。

　　“会通”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起就已经发生了。首先，中国用汉语叙述马克思主义。海德格尔说：“语言乃存在的家。”一个民族的语言，浓缩着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让马克思主义“说汉语”，本身就是“中国化”，使之内蕴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其次，中国人以自身特有的解释学背景释读马克思主义，并用来指导革命、建设、改革实践，这是实践层面的会通。再者是反思层面上，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从理论上思考中国革命实际”，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融合会通的成果。

　　中新社记者：您在新著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同儒学会通有其历史条件和机缘。若从文明根性的视角来看，二者得以在中华大地融会贯通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何中华：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在文化原型上具有同构性，举两例说明。

　　一是重视实践。马克思用“实践的唯物主义”命名自己的“新哲学”，就是“把感性当作人的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品格最深刻最典型的体现，是它不同于也优越于一切旧哲学的地方。儒家也格外看重“践履”。孔子说，看一个人要“听其言，观其行”。言行相较，孔子更看重“行”。《论语》第一篇说“学而时习之”。“学”和“习”不同，前者侧重知识，后者侧重实践。这种品格集中体现在儒家“知行合一”的目标中，衍生为儒家的经世致用取向。在对实践的强调上，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的一致性。

　　二是“历史感”。黑格尔主张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把历史作为证明逻辑的“工具”。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这个原则，主张逻辑统一于历史。马克思哲学的运思方式，是把问题置于特定历史语境进行，而不是超历史、抽象地看待。儒学同样注重“历史意识”，与中国文化的传承性和连续性有关。中国文化语境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本身。所谓“生生之谓易”，唯易者不易。汉儒董仲舒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看似否定变易，实则是说变中之不变。这个不易之天、不变之道，也唯有通过千变万化的历史才能展现。所以，清儒章学诚谓“六经皆史”。孔子有言，“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其中有由“史”而“经”的发生学意涵。

　　中新社记者：对当今世界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马克思与孔夫子超越时空的“相遇”有何启示？

　　何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离不开文明之间交流互鉴。马克思与孔夫子的历史性“相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本土化”，马克思主义也使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二者成功“互化”，相互成就，是文明互鉴的“双赢”。

　　毛泽东曾提出“活的马克思主义”，即同中国国情、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有生命的马克思主义。因为采取“民族形式”，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所以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因为从学理层面融入中国文化，所以能变成中国人的精神武器，并能通过实践成为物质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土壤中扎根、发芽、开花和结果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经马克思主义洗礼，也实现了自我更新、自我扬弃、自我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为中国提供对传统文化“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标准。马克思主义能够“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使之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获得生命力并发挥积极作用。

　　文明之间的互鉴从来都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双向互动。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个民族、国家、地域能孤立于人类文明之外。文明交流对话，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只有在平等对话中，不同文明才能相互学习借鉴，实现共同发展。

　　中新社记者：在中华文明复兴过程中，马克思与孔夫子各自扮演什么角色？中国的实践探索，对其他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转型有何借鉴意义？

　　何中华：无论马克思还是孔夫子，在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进程中都扮演重要角色，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现代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保持主体性，即回答好“谁的现代化？又是为谁的现代化？”这一问题，否则就可能迷失自我。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深刻教训。现代化的狂飙突进，很容易使人遗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而答案需要到自身文化传统中去找寻。传统文化是存在本身，构成了我们的血肉和生命。儒家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决定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根本。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念，对当代生态环境危机的应对有启示价值。“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一定意义上宣告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失效，世界面临文明转型的迫切任务。工业文明以人的戡天役物为取向，摆脱此困境需要汲取“天人合一”智慧。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以此为基本理念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启示意义不能轻视。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人的关系互为中介。人与自然之间陷入敌对性矛盾，必须从社会制度层面寻找原因；人与人关系的改进优化，也需要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完善入手。譬如，市场经济能最有效地配置资源，但无法解决“外部性”问题。如果不能避免和克服市场逻辑的独断化，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就无从谈起。我想，无论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还是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当代思想，都能够为我们解决这个关乎未来的问题贡献智慧。

　　【受访者简介】

　　何中华(1962— )，山东莒南人，现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发展理论。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文史哲》等刊物发表论文300多篇，出版《哲学：走向本体澄明之境》《重读马克思：一种哲学观的当代诠释》《历史地思：马克思哲学新诠》《社会发展与现代性批判》《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等著作。有些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刊物转(译)载，在学界有较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