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硕：“中华民族”是近代才有的建构吗？

       中新社成都7月18日电 题：石硕：“中华民族”是近代才有的建构吗？

　　中新社记者 邹辉 贺劭清

　　“‘中华民族’这个称谓和概念虽是20世纪初出现，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实体却由来已久，并非近代才产生。”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石硕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称谓和概念以后，能够迅速传播并获得广泛共识，乃是因为这个概念和称谓有着同中国各族人民相互发生契合与共鸣深厚的历史基础与文化逻辑，是因为中华民族作为实体已有悠久历史。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我们常说，中华文明有上下五千年悠久历史，为什么到20世纪初才有“中华民族”这一概念？

　　石硕：20世纪初“中华民族”概念的诞生是一个极具时代标志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自我意识的萌芽与觉醒。

　　“中华民族”概念之所以产生同当时世界潮流中“民族主义”的兴起及与之相关的“民族”概念的流行有很大关系。19世纪下半叶，世界很多国家面临由传统王权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欧洲大部分国家走的是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道路，即所谓“民族国家”。在这种背景下，“将民族作为国家的一个单位”所谓“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得到广泛认同。

　　这种思潮首先传入当时受西方影响较大的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将西方的“nation”一词和概念对译为“民族”，由于日文翻译中直接使用汉字“民族”(みんぞく)，而当时日本是中国了解和认识世界的重要窗口，故此词经日本而逐渐传入中国。当然，对具有“民族主义”含义的“民族”一词是否是由日本传入中国，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

　　中新社记者：“中华民族”在梁启超笔下出现是偶然吗？

　　石硕：梁启超是上个世纪中国在由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大变局时代杰出的思想先驱，是伟大的爱国者，也是救亡活动的参与者和实践者。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救国图存的希望破灭，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正是在滞留日本期间，梁启超接触到“民族主义”思想。

　　传统王朝国家是用专制王权为核心来构建国家和凝聚国民，那么现代国家靠什么？这在当时并无现成答案。梁启超敏锐地意识到，“民族主义”思想是振兴中国社会、团结国民的一个“法宝”，可以有效地团结中国各民族，“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对于戊戌变法后深陷颓势的中国社会是一种新的思想资源。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梁启超即着手对中国历史的“民族”进行系统考察。

　　梁启超1905年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22年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在两篇宏文中比较完整、系统地提出和阐释了“中华民族”概念。梁启超是最早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进行整体性考察的史学家。他是从“中国民族”“大民族”和“中华”等思考一步步演进，最终提出“中华民族”概念。

　　从根本上说，“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是近代以“民族”整合国家的民族主义观念同“中国整体历史观”的结合。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中华民族”概念能在中国社会中广泛使用并产生普遍共识？其为中国社会和民众接纳与认同的历史基础是什么？

　　石硕：根本原因是，“中华民族”这个称谓和概念虽是20世纪初出现，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实体却由来已久。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至少在两千多年前秦统一后，随着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出现，中华民族的基本构架就已初步形成，并在中国数千年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起来。

　　“实体”同“称谓”及“概念”之间常常有一定差异。一般来说，是先有实体，尔后才有对实体的称谓与概念。中华民族即是如此。是先有中华民族这个实体的出现，之后才出现了称谓与概念。“中华民族”的称谓与概念产生以后，立即不胫而走，被中国社会所接纳，得到迅速传播并成为广泛共识。根本原因正在于中华民族这个实体早就存在，只是过去一直没有一个贴切的称谓和概念。

　　记得顾颉刚先生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曾有这样一段话：“从前因为我们没有中华民族这个称呼，在我们外围的人们无法称呼我们，可是说话时没有一个集体的称呼总觉得不方便，于是只得用了我们的朝代之名来称呼我们，把我们唤作秦人、汉人、唐人。其中秦字衍变为支那，成为国外最流行的名称；汉朝享国最久，汉人一名成为国内各族间最流行的名称。”我认为，这段话对我们正确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这一称谓和概念同中华民族实体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所以，那种认为“中华民族”是梁启超的一个发明、是20世纪初的一种政治建构的认识，完全是错误的。

　　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华夏”和“中华”之说，这些概念和称谓既是指“文化”，也用来指称拥有这些文化的人群。这些事实都生动地反映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实体早已存在。所以，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以后，能够迅速传播并获得广泛共识，乃是因为这个概念和称谓有着同中国各族人民相互发生契合与共鸣深厚的历史基础与文化逻辑，是因为中华民族作为实体已有悠久历史。

　　中新社记者：“中华民族”是由“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命运”与“共同未来”联结起来的民族实体吗？为什么西方“民族”概念，不能简单套用在中国民族的实质之上？厘清“中华民族”概念，对当前有什么启示？

　　石硕：“中华民族”概念的实质是中国各民族一体。所以，中华民族不同于一般狭义的“民族”概念，不能按一般的民族概念来进行定义。今天，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共同体。这是我们对中华民族的基本认识和理解。

　　其实，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民族”的定义从来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中外关于民族的众多定义中，法国学者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曾提出过有关民族的一种更本质、更综合的定义，认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是由“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命运”及其成员“愿意继续共同生活”等因素联结起来的人的共同体。所谓“愿意继续共同生活”，反映的是其成员对“共同未来”的期许。中华民族就正是这样一个民族共同体。

　　有一个事实非常清楚，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中国各民族之间的总体趋势，是朝着彼此依存度越来越高、民族混合与交融程度愈来愈深，愈来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愈来愈密不可分的整体方向来演进和发展的。对此，一些前辈学者已有精辟阐述。翁独健指出：“如果说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有主流的话，主流就是各民族日益接近、相互吸取，相互依存。”费孝通的阐述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是完全孤立、封闭发展的一座“孤岛”。换言之，各民族之间均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天中国56个民族中概莫能外。所以，费孝通说中国民族的特点，“就是相互关系深得很，分都分不开”……而民族与民族之间分开来研究，很难把情况真正了解清楚”这一基本特点，正是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础。

　　总之，有一点必须特别强调，过分拘泥和纠缠于狭义的民族定义，将有碍于我们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认识与理解。恰如费孝通指出：“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历史的事实。……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这是费孝通先生经过半个世纪的积淀、反思得到的深刻感悟与认识，是其从中国历史脉络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切身体会。

　　近代以来中华儿女也大量散布于世界各地。今天北美、东南亚、欧洲、非洲等地区都生活着大量华人，而他们的根脉都属于“中华民族”。费孝通晚年曾提倡“从世界看中国”并提出“中国社会的变迁，是世界的文化问题”。随着中华民族走上复兴路，华侨华人对世界的影响不断扩大，今天的人们更应该用世界性的视野来看待中华民族，而非仅就中国而谈中华民族。
 

　　【受访者简介】石硕，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获中国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10余项科研奖。成果两度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学术成果在汉藏关系史、藏彝走廊、康藏史、青藏高原碉楼研究等领域居学科前沿。发表论文13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2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