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当代文学为何更是西方了解中国的通道？

        中新社北京7月10日电 题：麦家：当代文学为何更是西方了解中国的通道？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李静

　　中国作家麦家正在构思新作，想要探索现代人对感情的认知。从2019年出版《人生海海》后，他就告别了自己擅长的谍战题材。如今，他的谍战作品正在海外走红。

　　2013年，企鹅兰登以5万美元的预付版权购入《解密》的英文版版权，将其收入“企鹅经典文库”。该文库收录过的中国作家作品仅有《红楼梦》《阿Q正传》《围城》和《色戒》，《解密》成为迄今唯一被收入该文库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且已拥有33个版本，英文、西语译本都跻身当地畅销书榜。

　　当年出版《解密》并不顺畅，曾被退稿17次，历经11年才发表。面对今天的成绩，麦家近日在杭州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说，只要人真实地面对自己，充分地表达自己，总有一天自己创建的世界会被人照亮，独到性自然会被他人认可。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您的作品在海外广受欢迎，被译成30多种语言。据说，《解密》还是世界图书馆收藏量第一的中文作品，被《经济学人》评为“2014年度全球十大小说”，英文版被收进英国“企鹅经典文库”。您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在海外“走红”现象？

　　麦家：《解密》能够翻译成这么多语种，肯定是不容易的。但它有今天这么好的待遇，也有很多机缘巧合，比方说我就遇到了一位好的翻译，这位翻译的同学恰好和企鹅经典的出版总监是好朋友，就有这种机缘。

　　遇到了一个好翻译，遇到了一个好出版社，等于“出身名门”。一个嫁入豪门的人，身价就不一样，然后其他语种的出版社也自然会跟上。我觉得这也不是我自己选择的，有时候一本书，就像一个人，它有自己的命。

　　《解密》在国内出版经过长达十几年的等待和磨难，其实在2002年出版后，到被翻译至国际上，又经历了12年等待，并不是一出来就被人追捧。但我想前提是这肯定是好东西，它经得起一定的等待。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因为创作了《解密》《暗算》《风声》等一系列谍战题材小说，您被贴上了“谍战小说家”的标签，还被网友称为“中国谍战小说之父”。您如何看待这个“标签”？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创作风格？

　　麦家：我现在的创作就完全与谍战不相关。大家总是在说谍战，其实我写《人生海海》就已经脱离了谍战，写的是农村，写的是故乡，但人家就还是认为我在写谍战。所以一个人要“脱帽”，其实真是比较难。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您动笔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是在1991年，那时候整个80年代的文学热潮已经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大潮。您那时开始写这部小说，而且坚持了11年，当中肯定有各种困难，为什么还要继续？

　　麦家：按照正常的写作，一个人在这种喧嚣时代面前不可能坚持11年去写一个东西。我一直坚持，是我在现实面前没有那么多选择，写作是童年带给我的一种身体记忆，是我打发闲暇、安放自己的一种方式，它已经长在我身体里。

　　另外，我写作就是一种生理需要。如果是带着名利心写作，我想一个人不可能经受这么长时间的打击，一转眼整个青春都没有了。我的写作就像有些人喜欢打牌，有些人喜欢锻炼身体一样，那是我的一种生活需要。

　　还有一个原因，一个人一旦要走向创作，需要的不是一点点动力，而是要有巨大的动力才能推动持续的写作。除了本身有这种欲望，还要对这个世间的某一种人有切肤之痛或者是深切的爱，单单对一个人都不行，这种不会持续，只有对某一个整体有强烈的爱或者恨的时候，人才会去进行创作。比方说，为什么民国的时候有那么多作家爆发出了旺盛的创作力？因为他们对当时的中国、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祖国有深切的爱和痛彻心扉的恨，有强烈的表达欲。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毕业后分配到一个情报机构，遇到一群人，这一群人我至今都还是深深地崇敬他们，我爱他们，也对他们感到同情。由于我遇到了这群人，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我想让别人知道他们身上那种高洁的品质以及他们卑微的、凄凉的现实。这是我真正走向创作、持续进行创作的非常具体的原因。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您笔下的那些英雄结局都不太好，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个美满一点的结局？还是跟您自己的经历有关？

　　麦家：跟我的人生观有关系。一个人的结局，不管是生活当中的人，还是我们纸上塑造的人，终归是两个结局，要么喜要么悲，我说了我的乐点特别高，我不能接受一个人最后用一种很欢喜的方式来结局，我觉得那不真实，那不是属于我情感认同的一种结局。

　　其实我觉得没有绝对的悲和喜：容金珍最后疯了，但是他用这种方式破译了密码，用身体被摧残的方式，解决了黑密的密钥。他疯了，本身是个悲剧，但是密码被破了，又是一个喜剧，悲和喜从何谈起？我写作时一直提醒自己，不要绝对地去看人、看世界，越辩证越真实，也越接近真理。我希望我的读者也是如此。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一些人认为让人高兴的作品比较浅，悲剧或者说黑暗一点的作品更深刻，您认同吗？

　　麦家：我不接受这个观点，不能说苦难的悲剧的东西就深刻，我觉得什么样的作品都需要。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包括现代派探索性的作品都需要深刻。这才是人生，是世界万象，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

　　对于一位具体的作家来说，我觉得要找到符合自己人生观的调子，你让我去写喜剧或者特别励志的，我可能写不出来，有些勉为其难。但换一个人，让他去写悲剧，他可能也写不好。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写符合自己人生观或者世界观的作品，写作说到底是在自我表达，把内在世界，对人生、对自己的真实认知表达出来就可以。

　　坦然、真实地面对自己，越充分地表达自己，有一天当自己创建的世界被人照亮，你的独到性就会被别人认可。例如1991年我开始写容金珍这样的英雄人物时，人家不接受，我记得《解密》反复被退稿的一个理由就是：“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人家都已经反英雄写小人物了，你还写英雄？”但转眼间时代就又发生了变化，10年过去，读者对那种底层写作、私人化写作已经开始厌倦了，进入2000年后，人们又开始呼唤英雄，一定意义上来说，我的作品是符合了时代、读者的呼唤。这就是坚守的意义吧。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据说卡夫卡、加缪、海明威、福克纳、博尔赫斯、纳博科夫、黑塞等，尤其是阿根廷文学大师博尔赫斯对您影响颇深。美国《纽约客》曾评价您“将自己无人能及的写作天赋与博尔赫斯的气质巧妙结合”。这些外国作家给您的创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麦家：作家首先是读者，阅读是写作最好的准备。创作来自于欣赏，如果没有鉴赏能力，没有欣赏能力，肯定不会有创造力。我的写作是一种创造，但在创造一个东西之前，必须要学会欣赏别人，所以阅读大量的作品，各种各样的名著。我觉得这是培养自己的鉴赏与欣赏最便捷的方式，甚至是唯一的方式。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东西方文明之间虽然存在着差异与隔阂，但文学无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您认为好的文学作品有哪些共性？在您看来，文学对促进东西方深入交流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麦家：《解密》能有30多个国家的语言翻译，说明它是世界性题材，我记得《经济学人》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终于有了一本不需要查字典也可以看懂的中国小说”。

　　整个西方对中国其实充满误解，充满认知误区。我们的很多小说写的是民俗历史，中国的历史文化他们不了解，他们在阅读时甚至需要查字典，但《解密》中写到的破译密码是个世界性的职业，破译密码的人物也是全世界特别关心好奇的一群人。因为是世界性题材，我觉得这也是《解密》包括《暗算》走向世界的一个有利条件。

　　还有一点，中国这些年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世界越想了解我们，这也是一个大背景。当世界需要了解中国的时候，文学是最好的选择。人对一个国家有好感，通常不是通过新闻或政治，而是文学。例如50年代的国人对苏联特别有好感，因为那些年看了大量的苏联文学，通过他们的文学作品，我们了解了苏联、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突然会对那片土地充满向往。

　　我们这一代人就大量看欧美作品，虽然没有去过那些国家，却充满好感。巴尔扎克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文学也是了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客观、最民间的一种方式。中国现在越来越强，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世界对中国人的好奇心也在增强，这个时候文学更会成为他们了解中国人的一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