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伏尔泰为何将书房命名为“孔庙”？

        中新社北京6月17日电 题：独家 | 文明互鉴：伏尔泰为何将书房命名为“孔庙”？

　　——专访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首席专家张西平

　　中新社记者 安英昭

　　中国同西方交往交流由来已久，相互认识、相互影响的过程更持续千年。17至18世纪，中国文化曾在欧洲引发百年“中国热”，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甚至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孔庙”，并取笔名“孔庙大主持”，足见中国思想文化曾对欧洲产生深刻影响。

　　“中国和欧洲之间最重要的共同文化遗产就是1500年至1800年这三百年的文化交流，这段历史在整个人类文明交往史中都是很珍贵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首席专家，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国际汉学》主编，国际儒联原副会长张西平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文明互鉴应是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这是中华文明为当今世界所提供的最佳方案。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划分为“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三个发展阶段，各阶段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划分？

　　张西平：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从汉代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中国和欧洲就有了物质文化交流，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四大发明也陆续传到欧洲。但欧洲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中国，还要从游记汉学算起。元蒙时期，以马可波罗、柏朗嘉宾为代表的商人或传教士来到中国，开启了游记汉学阶段，第一次描绘了一个遥远的东方。

　　那时候，马可波罗游记里写的是“契丹”，并不是“中国”。到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以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批传教士通过葡萄牙开辟的航线经印度洋来到中国，立足于澳门。他们进入中国，并以“合儒”的形式和中国文人打交道，开辟了传教士汉学这一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阶段。

　　1814年，法国在法兰西学院设立“汉、鞑靼-满语言与文学讲座”，将中国研究列入其东方学研究的正式专业系统，由首任教授雷慕沙和弟子儒莲一起开启了专业汉学阶段。这样算来，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历史将近400年，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也结出了不同的成果。

　　中新社记者：17至18世纪中国文化西传在欧洲引发百年“中国热”，对欧洲启蒙运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从18世纪末尤其19世纪以来，一些持“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主义”的学者却试图解构甚至否认这段历史。您怎么看？

　　张西平：中国和欧洲的历史交往很长，如果是从经典著作的互相接触和翻译来说，应该是起源于耶稣会入华。在这段时间里，西方的圣经和部分科技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对中国文化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典籍开始被大规模翻译成拉丁文、法文、葡萄牙文，并由法文转为欧洲各种语言。

　　16世纪以来，中国和欧洲的交往实际上经历过两个阶段。1500至1800年是一个阶段，历史的分界线是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这是中西方互相学习的三百多年，形成了中国学习西方的“西学东渐”和西方学习中国的18世纪“中国热”。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以后，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开端，欧洲对中国采取殖民手段、侵略和侵犯。19世纪欧洲强大以后，欧洲学者很少再讲18世纪以前中欧相互学习的阶段，但正直的学者还是承认这一阶段，并用大量书籍证明这段历史是不能抹杀的。

　　中新社记者：欧洲启蒙运动的整个过程都与中国思想文化有着复杂深刻的联系。伏尔泰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孔庙”，笔名为“孔庙大主持”，孔多塞却将中国视为“停滞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日后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张西平：启蒙运动的主流是对中国持赞同态度的，包括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德国的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等启蒙思想家。当然整个启蒙运动也有不同的声音，像孟德斯鸠、卢梭、孔多塞对中国的批判声音就相对多一些。

　　在伏尔泰的著作中，像《哲学辞典》《风俗论》中有实实在在的论述，其对中国的接受和赞扬是事实。伏尔泰作为西方近代思想的领袖，自由、平等、博爱的倡导者，为什么会接受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呢？

　　第一，在康乾盛世时，中国社会的富裕程度高于欧洲，彼时欧洲还处在工业革命前夕，经济社会发展不如中国。美国学者冈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指出，从15世纪欧洲和中国接触以后，在墨西哥开采的白银基本上都流向了中国。因为中国当时的货币符号是白银且价差比欧洲高，加之欧洲也没有更多的工业产品和中国进行交换，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就成为了中欧贸易的主要产品。直到马戛尔尼访华的时候，珍妮纺纱机纺出的棉布还不如中国的好，中国因此产生了大量贸易顺差。

　　第二，中国当时的社会管理也比欧洲好。科举制度使穷人也可以获选做官，整个社会相对比较公平。当时欧洲社会还是贵族世袭制，我们觉得科举制度不好，但它选贤任能，还是比欧洲要好一些。

　　另外，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也完全触动了欧洲的思想界。当时欧洲采取宗教纪年，从圣经旧约算起，全人类都是诺亚方舟的后代。中国的历史纪年经传教士翻译到欧洲以后，他们发现无论用希腊文还是拉丁文的圣经都对不上中国的大禹治水等历史记录。后来法国传教士、天文学家宋君荣写了一部《中国天文学史》，通过考证中国古书中记载的日食、月食，证明了中国历史纪年的真实性。伏尔泰读了这部书后开始思考，中国的历史纪年如果是真的，那么欧洲的宗教纪年就是假的，这在当时无异于一颗“政治原子弹”，伏尔泰更据此反对教会的纪年方式。

　　能找到基督教在中国的最早记录，约在唐代贞观年间，聂斯托利派(景教)传入中国。中国此前没有基督教，但在汉代时民众的生活已经很好，说明全世界并不都是上帝子民，可以说中国的存在消解了基督教的普世性说法。

　　还有，人离开上帝，是否还能活下来？欧洲人发现，孔子不是一个具有神性的人物，而是一个凡人，“累累如丧家之犬”，过十二国而不得入，但他的思想却能告诉世俗化社会中的人何以成仁，以及离开神以后，人如何成为正直的君子，也就是仁、义、礼、智、信。这说明，人离开神以后仍可以有一些道德的基本约束，从而达到一个理想的“仁”的境界。这些思想都为欧洲走出中世纪教会的束缚提供了思想武器。因此，欧洲18世纪对中国的接受，是因为两个社会发展的阶段、信仰的方法和对象不一样造成的，中国为欧洲提供了走出“中世纪城堡”的思想资源和社会榜样。

　　这一方面说明欧洲18世纪对中国思想的接受，是从自身发展需要出发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从现代性角度加以理解。把18世纪“中国热”完全说成“郢书燕说”并不全面，18世纪中国是欧洲的榜样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西方正直的学者也是承认的。长期以来，一谈到中国和西方关系，有人总是以19世纪的中西关系来理解，那是不全面的。

　　中新社记者：在西方的舆论场中，中国似乎一直是“两个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灿烂辉煌，他们敬佩，但已沉睡在博物馆；当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政治上仍是“异类”，同西方的自由民主传统更有着天然区别。您怎样理解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的联结？

　　张西平：总体来说，西方对中国确实存在认知上的区别，因为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中唯一延伸到今天并且活着的文明。

　　对古代中国文明，西方汉学家也可能有不同的解释，比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西方的单一民族国家看中国的时候，会发现中国是一个“伪装的民族国家”。因为从汉代以后，中国就一直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费孝通先生称之为“多元一体”。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没有这样类型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多个民族融合在一起。中国不是汉族人的中国，而是多个少数民族和汉族一起创造的伟大文明。“长城内外是故乡”，中华民族比较具有特殊性，而历史中国一直延续到当代中国，历史中国活在我们心中。

　　共产党执政以后的中国，仍然是和历史中国连在一起的。比如，中国共产党最核心的理论之一，是岳麓书院匾牌上的“实事求是”，来源于汉书。儒家主张的和而不同成为今天中国外交的基本准则，此外还有文明互鉴，共商、共建、共享等理念。历史中国的文明一直延续到今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智慧来源。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是同一个中国，当代中国的国家制度和其他国家不同，但她不是一个怪异的国家，而是在自己的历史脉络中发展出来的国家。

　　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就是因为她不断学习、容纳外部文明。佛教文明来自印度，其对中国人的语言都产生了影响，我们说的“世界”“现在”“过去”“未来”，最早都是佛教语言。基督教文明到来以后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西学东渐”中，中国人才知道地球是圆的，而不是“天圆地方”。北京建国门古观象台的所有天文仪器都是来华传教士帮我们建的。平面几何是利玛窦带来的。应该说，中华文明一直对外来文明持一种包容和学习的态度，这滋养了自身文明，使她不断地走向现代化。

　　即便是在19世纪西方殖民中国的时候，我们也从这个过程中得到了进步。正如马克思说所说，“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在这个曲折的过程中，中国仍然学习了西方文明，获得了进步，走出了农业社会。

　　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加入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重新回到世界体系之中，使中国和西方都在此文明交流中获得了巨大利益。整个世界也都获得了进步，只是中国的进步速度太快，西方没有想到这一古老文明仅用40年左右时间就实现了工业化，创造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奇迹。百年积贫积弱使压抑的中国现代性，以40年的速度爆发出来了。

　　中新社记者：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今天，应该怎样向世界阐释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张西平：必须重申，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是同一个中国，现在的中国是从历史的中国演化和发展而来的，历史和文化在当代中国的血脉中，在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中。中国传统文化在长久的文明历史中积累了很多智慧，这也为今天处理这个世界的各种矛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我们可以把它提取出来，为当代人类文明作出更多贡献。

　　1789年，法国就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入人权宣言，作为公民的基本道德准则和人类伦理的金律。中国古代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而以工业革命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文明却是征服自然。中国古代思想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当今人类社会提供了很好的方案。再如孟子提出的贵民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为我们今天重视人民，提出“人民至上”理念提供了很重要的思想来源。

　　中华文明活到今天，正是走出了一条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相处之道：协和万邦，使这个文明得以一直延伸下来。世界不同文明相遇时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理念，本属正常。我们尊重所有的文明、尊重不同的意识形态，个别国家也应尊重我们的文明和意识形态，这样才能共处。如果世界上只有一样的文明，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将多么无趣！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不可能有整齐划一的文明，人类应该像尊重自然和生物的多样性一样，尊重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文明互鉴应是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这是中华文明为当今世界所提供的最佳方案 。

　　【人物简介】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首席专家，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国际汉学》主编，原国际儒联副会长，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以现代西方文化，1500-180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西方汉学史和中国基督教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目前正在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西方早期汉学研究与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研究。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学术核心期刊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