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焦点面对面：什么是文化遗产的尊严？

       中新社北京5月23日电 题：什么是文化遗产的尊严？——专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

　　作者 应妮 李京泽

　　为什么他穿着布鞋，从走遍故宫，到行走中国？为什么他说自己是世界文化遗产的推广人？为什么他说文化遗产是有尊严的？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单霁翔近日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和大家分享他在行走中的所思、所感、所悟。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现在很关注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从故宫的看门人，到世界文化遗产的推广人，这一静一动的转变，对您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单霁翔：我在故宫当了七年多的院长，我从来没静过。在故宫里面每天忙碌着、行走着、观察着，每天也要解决一些问题。退休以后时间比较多了，我就写一些书、做一些报告，同时参加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遗产传播的节目。总的来说，想让文化遗产走进人们的生活中，让人们在生活中感受文化遗产对现实生活的意义。这就是我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在文化传播方面，很多是关起门来专业机构的同仁来研讨。但是，你们在研讨什么？在推广什么？在实现什么？社会公众一般不知道。我发现做一档节目，比如《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上新了故宫》一推出就是数以千万计，甚至上亿的观众，他们通过节目能够轻松地了解文化遗产背后的故事。我想有机会参与这样的节目，能有更通俗的语言和更广泛的社会公众来交流。

　　现在通过《万里走单骑》这档节目我有机会和当地基层甚至世代看护遗产的普通人，与文化遗产有深厚感情的民众交流。在这一过程中，我非常感动于接触到的最基层文物工作者，他们的情怀和奉献，以及为文化遗产保护作出的努力，这样的交流是我最难忘的。比如像武当山三代文物工作者，从爷爷1961年被调到武当山文管所，到他父亲，到他这一代，三代文物工作者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地方，一直守护着武当山古建筑群、武当山世界遗产。

　　中新社记者：目前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已达到55处，成为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之一，由此亦可见中华文明对全人类的贡献以及得到的认可。您如何看待和评价这样一种认可？

　　单霁翔：中国是全世界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之一)，和意大利并列第一都是55项。我们并不是看重数量最多，关键是在这一过程中抢救保护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

　　比如万里长城，过去不是一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八达岭这些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后陆续公布一些点段，始终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线性文化遗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中国政府把长城作为整个项目申报，一个跨越十几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万里长城变成了一项世界遗产，非常令人震撼。这就表明我们对遗产保护的认识在强化。

　　比如过去泰山，我们保护摩崖石刻，今天我们说泰山和背后的山体是不可分割的，摩崖石刻的内容和整个泰山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中国政府把整个泰山作为一个完整的项目——人与自然和谐创造的项目申报，世界遗产(之前)没有这样的项目。当时只有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类，泰山作为双遗产成功了，世界遗产才开始有了第三类，以后中国泰山、庐山、青城山、峨眉山、五台山、武夷山、嵩山、黄山这些大山才进入了世界遗产。这就完全改变我们过去保护的格局，也改变了过去传统的文物保护的认识。

　　中新社记者：您常常说，无论文物还是文化遗产都是有尊严的。您所说的“尊严”的含义是什么？

　　单霁翔：这些世界遗产历史悠久，有的甚至是旧石器时代的遗产，良渚遗产已经5300年。我一直认为它们是有生命历程的，不但有过去辉煌的历史，也应该在今天健康地走向未来。

　　有生命的历程，我们就叫它有尊严。我认为，我们的工作就要使文化遗产拥有尊严，有尊严的文化遗产才能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才能惠及更多的民众。人们知道这些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才会倾心地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动中来。大家都来保护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才能更拥有尊严，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否则，人们不知道这些文化遗产对现实生活是什么意义，就不太关注它，甚至在城市建设中没有注重保护它，它就成为城市建设的包袱，这就是我们要避免的不良循环。

　　在老司城，我对孩子们说，这是比金银财宝还要宝贵的，你们世代能够享用的文化遗产的金名片。人们从全国各地、世界各地来到老司城，看到一个原生态的，包括土家族在申遗之后的现实生活，也包括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摆手舞、茅古斯，人们是怀着羡慕的眼光和对民族文化尊重的态度来看，所以会更加努力保护文化遗产和传统村落。

　　中新社记者：从“萌萌哒”故宫御猫、戴墨镜的乾隆到现在各大博物馆都推出各具特色的文创产品，最近的各种文物盲盒甚至被网友买到断货。作为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您如何看待文创开发对文物活起来的作用？

　　单霁翔：故宫是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也走过了几个阶段。一开始像台北故宫，他们也做了很多文创产品，有的“萌萌哒”。北京故宫面孔是不是也能更加活泼一些，能够与社会中的年轻人有所沟通，我们也研发了一些，效果很好。社会各界不断地支持故宫文创产品研发，到2018年故宫研发的文创产品加起来已经到了11900种。

　　我们意识到应该上台阶了，故宫就提出一个口号，要从数量走向质量提升。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文化创意产品、数字产品逐渐升级，实际上对全国文物系统、博物馆是有一个带动作用的。到现在，我们非常可喜地看到，很多文化遗产地、很多博物馆开始研发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创产品，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我感到一个普遍的、大家能够接受的经验就是：一定不是模仿、复制、抄袭某个类别或是某个博物馆的产品；一定是结合自己的产品深入挖掘自己文物库房，甚至是人们鲜为人知的一些历史细节；一定要详细观察人们的现实生活，把文化资源和人们的现实需求对接、结合起来，这样才会出人们喜爱的、愿意带回家的文化产品。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逛博物馆成为一种时尚。您怎么看待这种博物馆火爆的现象？

　　单霁翔：现在的年轻人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关注这些文化对于他们现实生活可以发挥的作用。所以参观博物馆热，特别是年轻人参观博物馆热逐渐在升级。这方面也有博物馆人自己的努力，就是我们开始把博物馆更多的文物藏品经过修缮，展示出来。更多的过去不开放的空间，经过环境整治、古建修缮开放出来。博物馆也通过多种形式，包括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来传播文化。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节目，《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也带动很多年轻人关注博物馆的氛围和博物馆的文物藏品。他们走进博物馆，不是过去有的、经常见的“到此一游”的参观，他们是享受博物馆文化的，专门为参观展览而来，专门为参观我们的数字产品、或者来购买我们文化创意产品而来。

　　中新社记者：疫情期间很多博物馆都做了各种线上直播。这种“云”上的方式，您认为是否会成为一个趋势，或许会是各大博物馆的标配？

　　单霁翔：我觉得可能会。现在人们接受信息的手段和习惯开始转向手机，我们需要适应这样的发展。在多媒体时代，博物馆怎么能够通过新技术，把深藏在库房里的文物、展厅里的文物和博物馆的环境，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和语言传播出去。现在很多博物馆开始有自己的网站，网站阅读量、访问量越来越大，并且通过AR技术、 VR技术，通过多种多媒体的技术来进行传播，我认为这是今后的一个方向。当然它不能取代人们走进博物馆参观，但它会引导人们在休闲的时候，愿意亲临其境地去走进博物馆。

　　中新社记者：中国目前散落在海外的文物还有很多，很多海外华侨华人致力于促进海外流失文物回归祖籍国。比如《丝路山水地图》是由侨商许荣茂出资购得并无偿捐赠故宫博物院。请问，您如何评价海外华侨华人助力海外流失文物踏上返家归途？

　　单霁翔：对于流失海外的文物，首先要进行鉴定和甄别，它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渠道出去的，是不是被盗窃盗掘出去。我们不赞成用国家的资金去买被盗窃盗掘的(文物)，而应该通过国际的相关一系列法规来进行追索，这些年已经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包括龙门石窟佛头的追索。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是涉案文物的话，我们也争取通过多渠道(促使它们)回归祖国。这里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就是旅居海外的华侨们华商们。他们看到祖国的文物在国外拍卖市场、或者在文物营销机构出现了，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把它们抢救回来，捐给我们国家的博物馆和文化机构，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

　　刚才您提到了许荣茂先生，当时故宫博物院了解到一个非常珍贵的丝路山水地图，这幅地图31米长，上面画的今天10个国家丝绸之路沿线的一些地形地貌，特别是有221个地名。通过这些地名鉴定，它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地图。早在那个时期，中国人对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已经有很多的了解，所以这幅青绿山水的丝路山水地图非常珍贵，我们希望能够把它保存在故宫博物院。但是需要2000万美金，我们又拿不出这些钱。许荣茂先生得知以后，慷慨解囊把它买回来，捐赠给故宫博物院，使我们馆藏系列更加完整。

　　中新社记者：海外文物回流主要是回购、讨还和捐赠三种手段。政府回购和讨还在实施和操作上都受限于很多条件，捐赠就成为一种比较常见形式。您认为，政策在支持海外华侨华人捐赠这方面还有什么可为的空间？

　　单霁翔：在(海外文物)信息方面，我们的文物部门应该把它准确的信息及时告知华侨(华人)，叫他们知道这件东西是不是真迹，是不是真正的文物。我们国家在税收政策上、入关的渠道方面，应该给予大力支持，使它们能够顺畅回国，并且应该对这样的行为给予表彰和弘扬，使越来越多华侨华商参与到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中外文物交流合作有不少进展，中法联合在巴黎圣母院与秦兵马俑开展保护修复与研究合作，您认为未来中外文物交流合作还有哪些空间？

　　单霁翔：随着我们国家文物保护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国这方面可以赢得更多机遇。同时我们也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因为文化遗产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独有的，而是人类共同的遗产。比如这些年无论在柬埔寨的吴哥窟，在蒙古国博格达汗宫，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共同的考古工作，这样的联合保护行动，一方面我们做到作为遗产大国能够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另一方面也在这个过程中和国外同行加强沟通，在保护技术方面相互启迪。

　　再比如故宫博物院建立了故宫文物医院，石刻文物的保护就跟希腊合作，金属文物的保护跟德国文物部门合作，壁画保护是和意大利的同行来合作，这些合作能使我们提高文物保护水平，同时也传达了文物保护应该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