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赵琛：为何说“长城两边皆故乡”？

       中新社石家庄10月31日电 题：为何说“长城两边皆故乡”？

　　作者：赵琛（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东北大学教授）

　　作为人类有史以来历时最久远、规模最庞大的建筑体系，及中国现存体量最大、分布最广的世界文化遗产，长城以其上下两千多年、纵横十万里的跨度，铸就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跨越时空的精神价值。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万里长城在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推动世界文明进程中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为何说“长城两边皆故乡”？为何说长城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产物？长城何以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中国大一统的象征？新时代再次聚焦长城，不断赋予长城文化新内涵，具有极其重要的特殊意义。

　　“万里长城”的概念

　　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对“长城”的称呼不同。西周时称为列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称方城，齐国称长城；战国时期称为堑；汉代和唐代称为塞；金代称为界壕；元代称为成吉思汗边墙；明代则称为边墙。

　　中国历史上秦、汉、明三次修筑万里长城。秦汉之间相隔88年，汉明之间相隔1575年。

　　秦统一中国后，废弃了内部隔离的长城，将秦、赵、燕北部边境的长城连接起来，加以扩展和修缮，第一次形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长达万余华里的长城，万里长城由此出现。从此，中国第一次有了“万里长城”的概念。

　　汉朝弃用原秦长城部分，在燕赵长城基础上继续向西，连接秦长城的燕国、赵国部分，又经敦煌、阳关、玉门关直至西域修筑汉长城。汉长城在甘肃河西走廊是“凿空西域”，是在汉朝的西边打开一扇窗，去了解西方世界。

　　1000多年后的明长城东起鸭绿江畔虎山、西至居庸关，并以北齐、北魏、秦、汉、隋时期的长城为基础，另外还修建了祁连山东麓至嘉峪关部分。

　　虽然“长城”的称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就出现了，唐代史书也有“长城”这一名词，但是长城的概念直到近代才得以统一。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再次统一长城的概念，明确了“包括战国、秦、汉长城，北魏、北齐、隋、唐、五代、宋、西夏、辽具备长城特征的防御体系，金界壕，明长城。”这个方案第一次明确将各民族先民所修建的具有长城特征的防御体系都归纳到长城概念中，明确了烽燧、戍堡、驿站、关隘、堑壕、长墙、敌楼及相关遗存统称为长城，极大地丰富了长城的内涵。

　　对长城概念的认识应系统全面。历朝历代都在修建和沿用长城，它属于层累的历史建筑，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从前对长城是单体认识，只认为长墙是长城，忽略了成串的戍堡和烽燧。长城作为一个带状建筑，从时空上都不宜采用单体评价。只有将长城看作是一个层累建设并持续使用的整体，才能深刻理解万里长城对于中华民族的长远价值和重大意义。

　　“兄弟之间的院墙”

　　长城是“兄弟之间的院墙”，而不是国境线。

　　东周列国修筑的长城都在周朝天子的版图上，应视为修的是同族兄弟的院墙。秦长城是在原先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长城的基础上修建的。汉长城是把秦长城的燕国部分、赵国部分连接起来，又修筑从内蒙古到甘肃、敦煌，直至西域的一段。

　　明长城是基于放弃对汉长城西域的部分管辖，西起嘉峪关，东到辽宁虎山，以北齐、北魏、秦、汉、隋时期的长城作为基础，为防御北方民族而修筑了北部边墙，称明北长城。在苗族地域，为了加强控制力量，修建西南边墙，称明南长城。

　　清长城沿用明长城的基础，拆掉了辽宁境内的长城，使山海关军事形制倒过来使用，修筑了柳条边。在新疆地区修建了卡伦，并沿用了汉、唐军事设施，新建了长城。

　　历朝历代都在修长城。长城体现了中华民族保卫疆土、热爱和平的不懈追求。虽然曾经有刀光剑影、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但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山地渔猎文化在长城南北的相互激荡、交流交融始终是主流。

　　某种程度上说，长城就是一种国家治理秩序，使各民族可以在其关口里自由交易，而不是通过战争相互掠夺，如明代“东有马市，西有茶市”，清代“茶马互市”。长城的修建，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发展兴盛具有重要作用，见证和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

　　多次大规模迁徙的历史见证

　　长城两边皆故乡。从国土空间上讲，不宜称“长城内外”，而称“长城南北”“长城东西”更为合适。

　　两千多年来，各民族的大迁徙、大融合从未中断。长城是民族迁徙交往、彼此融合的见证。

　　汉武帝时期疆域扩大，为加强边疆治理，多次移民兴边，最多时从中原迁徙70多万人口到边疆地区。

　　明朝也多次从江南移民守卫长城。最初，守城者只在长城一边的土地上耕种。进而，长城两边的各族百姓通婚越来越普遍，逐步形成了“长城两边皆故乡”的局面。

　　以辽宁段长城为例，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率3000名浙江义乌兵戍守长城，建村建城，许多碉楼都是用家族姓氏命名的，有张家楼、李家楼等；清康熙皇帝赏赐长城沿线戍边人员以长城北侧土地，辽宁绥中永安堡乡立根台村就是一例。

　　明朝以后，与长城有关的大规模迁徙现象还有走西口、闯关东，由此还在东北产生了一个名词——关里家。到清代，康熙皇帝允许前朝守城将士、军户迁到长城以北定居。可以说，长城文化呈现了一种民族大融合的血缘关系，推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

　　千百年来，长城沿线形成了长城以北有胡化汉人、长城以南有汉化胡人的局面。长城南北的文化信仰相互认同，各民族之间的和合与共始终是主流。守长城供关公、攻长城供孟姜女，早已形成根深蒂固的民俗。长城关口内信奉儒释道三教，关帝庙宣扬忠义，孔庙、魁星楼和文昌阁宣化国家秩序，整体上都倡导友好和平；长城关口外也修孟姜女庙，意欲打破藩篱……这样的举动，体现着各民族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中国大一统的象征

　　回顾长城修筑史可以看到，长城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产物，各民族先民各修长城、共护长城，都为形成、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作出了贡献。

　　漫长岁月里，各民族先民都曾修筑过长城，包括辽、金、元、清代入主中原时期。

　　北魏(386年—534年)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曾大规模修筑长城，长2000余里。

　　北齐(550年—577年)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共6次修建长城，合计5000余里，如今山海关、黄崖关、山西吕梁等处均有其遗迹。

　　隋朝(581年—618年)是带有鲜卑族血统的汉族政权，共5次修长城，“东至黄河，西距绥州，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

　　到了北宋(960年—1127年)，中国历史处于宋、辽、西夏、金的割据时代，宋王朝不再修筑土石长城，转而自保定以北至海河口一线连接水网，修建了一条其深度既无法行船又无法徒涉的“水长城”，并在沿线筑起一批城堡。

　　金朝(1115年—1234年)是由女真族建立的统治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王朝，其修建的金长城也称金界壕，长约5500公里。至此，各民族先民政权修建的长城已达上万公里。

　　清朝(1636年—1912年)沿用了历朝长城，康熙曾有过“不修边墙”令，但实际上清代长城也颇具规模，且地域跨度之大前所未有，其修筑范围基本包括新疆丝绸之路沿线可用所有设施、淮河以北所有省份，在黄河以北尤为密集。

　　因此，长城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产物，凝结着中国历代各族民众的心血和智慧。这中间，北魏、北齐、西夏、辽和金界壕都是各民族政权修建的长城。正是在长期不断修筑的过程中，万里长城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中国大一统的象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见证

　　长城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契合的，无疑是丝路长城。在中国众多长城资源中，最能体现长城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的也是丝路长城。长城和丝绸之路两个世界级文化遗产，纵贯东西、连通古今，给人以无限启迪。

　　丝路长城是保障丝绸之路安全畅通、维护世界和平的设施，这也是两千多年来丝路长城反复修建的目的。从甘肃到新疆的丝路北、中、南线走向与长城高度重合，长达约8700多公里，足见陆上丝路对于长城的依赖。

　　在丝路长城的护佑下，各民族文化乃至中西方文明得以交融，丝绸之路成为中华文明连接世界文明的纽带，丝路长城沿线也随之成为文化交汇的“高热度”地区。自张骞“凿空西域”，西汉“列四郡，据两关”，中华文明由此远播欧亚，多元文化在此和谐共生。可以说，长城在丝绸之路开辟了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坦途。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玄奘之路这些文化之旅都有长城的守护，这都是中华民族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见证。

　　长城很古老，长城学却很年轻。新时代，要用国际视野，从人类发展的高度重新审视长城，在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继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简介：

　　 赵琛，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东北大学教授。中国古建筑文化遗产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古村落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负责人、国家视频公开课主讲人。《中国大百科全书》长城卷副主编。

　　 致力于长城学研究、古建学研究、古村落研究。主要著作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数字长城》，以及《大美村寨——凤岗》《福陵》《昭陵》《百寿坊》《百狮坊》《文昌祖庭》《李白故里 5.12》等。

　　 重点项目有首例数字长城资源库——明长城资源库、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大委托项目——长城精神与文化内涵的辽宁特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