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干净了，社会肮脏了

     文：章建民

    最近以来，细心的人们发现，中国大陆的媒体一个现象让人感觉特别爽，哪就是许多主流媒体，甚至党报、党刊的批评报道，或者负面报道多起来了，有的报道甚至大张旗鼓地登上了党报的头版。虽然这些批评报道大都是一些路难走，车难行，物业管理不作为，环境污染扰民，批评虽然大都是集中在一些事关民生的小事上，甚至有人说是鸡毛蒜皮的事，但终究是久违了的批评报道，让人耳目一新，这样的局面，应该说，是人们希望看到的，更是让许多民众拍手叫好。

    批评报道的增加，就社会进步而言，应该是一个好消息，通过公众舆论的监督，促成事情尽快解决。这几年来，对于媒体批评报道和负面报道，到底要不要刊发？如何刊发？批评报道到底是给党委政府帮忙还是添乱？说法不一，尺度难以掌控。民众有需求，媒体却为难。于是乎，近来微信有一句有关舆论监督话很流行，“报纸干净了，社会肮脏了”。此言虽然绝对，但是现实确实无法回避。为什么在表面到处莺歌燕舞下，人们却对现实越来反感，甚至坊间中弥漫的怨气和戾气让人感觉压抑，甚至不寒而栗。一篇小小负面报道，总会唤起人们的强烈共鸣，长春长生疫苗事件，江西抢棺材事件，其引发全社会公愤恐怕让许多人吃惊，报道点击率都超过亿。而与之显明对比的是许多赞歌报道却点击率几乎很难过千。

    不久前，山东高层主要领导主动要求省级新闻单位要加大舆论监督力度，要求媒体要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不闻不问，不担当不作为甚至违法乱纪的行为坚决予以曝光。很多人怀疑山东官方“求媒体加大舆论监督力度”的诚意，说实话，我倒不怀疑，而觉得这是一种清醒的认知，很多地方已经渐渐品尝到了舆论监督凋零的苦果和恶果。想到几年前类似的“求舆论监督”，四川纪委书记王雁飞跟当地媒体座谈时坦言：“主旋律不是说只大唱赞歌，批评报道有利于我们改进，批评报道同样是主旋律。”他说：自己在四川工作了四个月，还没有读到有关的批评报道，感觉媒体的思想还不够开放。

    相信这些“求舆论监督”的态度都不是装出来媚众的公关之术，而是真正看到了舆论监督缺失带来的种种苦果，背后是对种种问题的忧患和危机意识。毫不夸张地说，舆论监督就是一个社会的疫苗，媒体通过批评报道给社会种牛痘，在暴露问题中给社会排毒，在释放压力中完成“减压阀”功能，在客观报道中给国人一面正确看待自我和他者的镜子，避免自上而下的认知失调。舆论监督的调零和缺失，带来了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目前自媒体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官方缺少不是如何去控制负面新闻，而是如何让负面来应验、指导、引导、纠偏政策、策略、工作的得失。不少地方官员都跟我聊过同一个话题，他们觉得越来越怕舆情，因为现在很多舆情越来越“无规律化”，一篇自媒体报道就能点燃一个爆炸式的舆情，一间之间形成病毒式的传播，迅速发酵，迅速升级，迅速敏感化，迅速不可控，官方既有回应系统根本来不及启动，舆情好像就决堤了。不是不想“及时回应”，根本就来不及啊。黄金24小时，黄金12小时，黄金8小时，黄金4小时，纸上谈兵，根本没有用。此次疫苗舆情就是如此，一夜之间，像决堤的洪水一样蔓延成一片焦虑的汪洋。江西的抢棺材事件同样如此。一篇抢棺材小文章，为什么会引发一场舆论灾难，就是因为现在人们对地方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浮夸风早就恨之入骨，搞一刀切，搞一个口径，搞一言堂，如此下去怎么了得。因此，共鸣背景下，自然成为亿人传播的新闻。

    为什么人们对于“报纸干净了，社会就脏了”这个话题如此关注，就是因为现实社会人们看到的与主流媒体宣扬大大相径庭，人们普通缺少一个发泄的通道，因此，思维就是如果报纸上脏，社会到反而让人放心。让公众知道的真相越多，人心就越有安全感，这就是舆论监督的最大意义。否则，平常看起来“岁月静好”，突然在食品或药品安全上曝出一个大新闻，对公众的冲击将是爆炸式的。人们会怀疑平常的那些“好消息”是不是假的，即使问题并不严重，但缺乏舆论监督报道的日常铺垫，人们会把问题想象得严重得多。这种舆论黑箱下的一种心理补偿机制，也是信息不对称下本能的心理防卫，对“突发负面”的报复性反弹。

    如果日常的舆论监督顺畅，人们一方面会觉得“负面无法遮掩”，对信息透明有信心。另一方面，日常的监督报道提高了公众的心理期望，对问题会有一个稳定和理性的判断，更有利于官方工作的顺利开展，更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和理解。

    公信力是引导力的前提，失去了公信力，说的话没人信，那媒体怎么去进行舆论引导呢？可能很多地方干部已经尝到了“媒体缺乏公信力”带来的恶果，出事后，通过本地媒体发通稿，借助地方媒体发声，可媒体说什么老百姓都不信，人们把媒体当成官方“附庸”。

    我曾经写过多篇有“塔西陀陷阱”的评论，说的是公众对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失去信任，无论官方说什么，公众都不信——即使说的是真相，公众也觉得是政府在“洗地”，辩解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老百姓成为“老不信”。其实，最怕的不是官方落入“塔西陀陷阱”，而是媒体也跟着一起掉进这个陷阱，媒体的报道也没人信了，人们觉得媒体跟官方“站一起”，那是最糟糕的。热点事件中，媒体应该能成为客观的第三方，用客观报道去还原真相，用事实和常识驱逐谣言，用理性驱散情绪，可当媒体因为失去舆论监督能力和批评功能，都是正面消息，都是点赞鼓掌叫好，跟政府绑得太紧，甚至完全成为地方传声筒，怎么能让公众相信“舆论引导”中所言是事实和真相呢？

    社会稳定不是不要批评，甚至尖锐的批评，只会让社会更加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府，一个地区，甚至一个乡镇，无论政府如何努力，无论政府如何服务于民众，民众有意见非常正常，这样的意见通过媒体的渠道，通过公众舆论传递到各级政府，让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让官方民众都满意，我想批评报道是最好载体，这个载体如何运用，这就是一个执政的能力水平的具体体现，唐太宗李世明与谏议大夫和宰相魏正的故事就是最好佐证。唐太宗的“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至今仍然让许多执政者作为古训铭记在心，也正是唐太宗的开明，我善于倾听不同意见，才有了唐朝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