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乐：从“中世纪”后退：西媒涉华抗疫报道是如何“转进”的？

        中新社北京10月10日电 题：从“中世纪”后退：西媒涉华抗疫报道是如何“转进”的？

　　作者 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接下来几天，众多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抗疫的报道，不约而同地用了一个词：“中世纪式的”(medi)。自那时以来，西方媒体对中国抗疫的报道，就是一部以“中世纪”标签为起点的“转进”史。

　　“中世纪”与西方的中国印象

　　“中世纪式的”包含着非常复杂的信息。众多西方主流媒体在召唤黑死病的历史记忆的同时，更是根据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来塑造中国形象：封闭、黑暗、专制，权力的行使充满恣意，又常劳而无功，缺乏尊重个人权利，人民痛苦不堪而缺乏独立精神，因而需要西方引导乃至拯救。

　　这样一个中国形象并非新发明。18世纪启蒙时代，欧洲出现魁奈和伏尔泰等一系列“慕华”思想家，在魁奈所属的重农学派影响下，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还曾模仿中国皇帝举行“亲耕礼”。而这就使那些警惕波旁王朝绝对主义王权的思想家更为不安，一些人着手批判波旁王朝心仪的典范。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将中国归入最糟糕的“专制主义”行列；卢梭在著作中也屡将中国作为负面范例。他们希望自己的社会避免中国这种可能性，至于中国的真实情况，他们并无兴趣深入求证。

　　随着工业革命推进，欧洲生产力水平迅速提升，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在此背景下，中国在欧洲的形象更趋负面。从黑格尔到托克维尔、穆勒，中国都被视为一个停滞不前的古老帝国，只有外力才能推动她发生变化。这种思维模式，为打着“文明教化”旗号的殖民主义提供了基础。近代日本吸收并内化了欧洲的“文明等级论”，其学术界、思想界不断论证，中国因过于落后而濒临被西方瓜分的边缘，需要日本加以引导乃至拯救，这甚至成为后来日本侵华的重要理论基础。

　　中国“人设”与西媒报道“转进”史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但受到世界冷战格局等影响，中国被西方政界和媒体“指定”扮演“反派”角色。此“人设”长期延续。基于此，许多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任何正面信息时，总是加上一些负面内容：可以承认中国取得一些进步，但同时暗示中国的任何进步都不足以抵消其道路与秩序的根本性缺陷，甚至中国的经济进步和社会结构的演变，会促使其加速向西方的道路与秩序模式靠拢。

　　然而，在2020年以来的全球抗疫进程中，许多西方主流媒体实实在在地碰壁了，被迫不断“转进”：

　　最初，西班牙某报纸发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题为“重返中世纪？”的评论，称只有“独裁”国家才会发生新冠蔓延，自由民主国家的制度对此有抵抗力。大量西方媒体对略萨的评论进行了报道。但随着新冠疫情在欧美更快传播，这种论调不攻自破。

　　《纽约时报》在2020年2月评价中国应对疫情的封城方式是“中世纪式的”，但到3月份，意大利也宣布封城了。《纽约时报》却绕开“medi”这个词，在社交媒体上赞扬意大利的勇气，可谓毫不脸红地搞“双标”。

　　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而欧美正处于疫情高峰。许多西方主流媒体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抗疫取得显著成果。但是，它们又强调，与中国大陆制度不同的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也取得了不错的抗疫成果，说明“自由民主政体”也能够取得抗疫成功。

　　可以发现，在报道中国抗疫实践时，这些媒体总是侧重强调各种措施的严格和强制性，而不去全面报道中国巨大的检测能力、疫情追踪能力、物资生产能力以及民众对抗疫工作的支持和参与。BBC后来拍摄纪录片《重返湖北》更是故意在镜头画面加上灰黑色滤镜，以制造压抑形象。

　　然而进入2021年，台湾地区抗疫“破防”，韩国疫情严重反复，新加坡干脆放弃了溯源和清零。只有中国大陆在面对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袭击时坚持清零目标，经过一个月，重新实现本土新增病例清零。尽管9月中旬又发生小规模疫情，但“清零”的目标与信心并没有任何改变。

　　在此情况下，许多西方主流媒体继续“转进”：承认中国大陆有能力实现“清零”，也默认那些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或地区很难实现“清零”。而晚近的话语策略，则是强调中国大陆付出的经济代价和个人自由代价过大，且长期不开放国门，无法跟国际接轨。

　　实际上，在不断“转进”的过程中，许多欧美国家并非不想“清零”，而是在各种尝试后没有能力“清零”。但将被迫的选择包装成自愿的选择，是维护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重要策略。相应地，媒体论述中国的口径也就不断调整，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心理平衡的方式。

　　但不管怎么“转进”，大量西方主流媒体对华报道的灰暗基调没有改变。这种报道取态，事实上对于西方社会自身非常有害：它未能全面传递中国抗疫的经验，阻碍了西方抗疫人员及时从中国的抗疫过程中汲取有用知识。长期以来，许多西方媒体按照固定套路刻意强调中国消极面的报道，客观上“自我麻痹”，使许多西方国家决策者长期漠视中国，既错过合作时机，也错过了竞争时机。

　　“灰黑滤镜”后的“普遍性”斗争

　　为什么在一个信息传播如此便利的时代，许多欧美主流媒体仍然坚持“灰黑滤镜”？关键似乎并不在这些媒体自我标榜的“新闻专业主义”。加“灰黑滤镜”，本质上是维护欧美对自身道路和制度的普遍性的信念的内在需要。

　　如果承认中国在不改变自身道路和制度的前提下同样可以建设一个繁荣的现代国家，那就相当于承认可以用很多把钥匙打开同一个锁，西方掌握的钥匙也只包含局部真理。这不仅关系到西方对自身制度和道路的普遍性的信心，更关系到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比如，许多欧美奢侈品是在中国代工，其生产成本低廉，超额利润靠品牌溢价，而这种品牌形象，是建立在西方对自身道路和制度的普遍性形象的营造之上，一旦“高大上”的形象崩溃，就可能会跌成“白菜价”。至于金融资本的运作，更依赖对于人心预期的操控，一旦信心失落、预期失控，赢利空间也就会被大大压缩。

　　因此，疫情暴发以来，欧美舆论界很多人思考的根本不是联手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而是把抗疫想象成捍卫西方道路与制度普遍性的斗争。

　　变局中的中国选择

　　全球秩序正从单极霸权体系向多极化方向转变。在此背景下，我们仍难期待欧美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时撤除或淡化“灰黑滤镜”。毕竟，那将意味着欧美舆论界对一个多元文明的世界的接纳，对当下欧美主流精英而言是难以接受的。但即便短期内无法改变，中国始终可以做好自己的事情，以使西方主流媒体面对实践结果不断地“转进”，从而将它们的“灰黑滤镜”进一步暴露在世人面前。

　　同时，中国还可从西方主流媒体“灰黑滤镜”对本国精英的“催眠”效果中学到一些东西。中国古代文明传统与近代以来的革命与建设经验中都富含这样的制度思想——它对用静态眼光看待普遍性保持警惕，更不会认为某种特定制度“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也不会作茧自缚，让自己陷入一旦承认其他制度的正当性就会导致丧失自身制度普遍性的思想困境。在时间与空间中获得持久存在的方法，恰恰是一种承认“变易”的方法，正如《周易·系辞》所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因此，不加“灰黑滤镜”或“美颜效果”，实事求是报道各国发生的事情，根本无损于中国自身的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在许多西方主流媒体继续自我“催眠”时，中国保持清醒头脑和开放心态，不背虚幻的“偶像包袱”，不陷入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根据时势的变化调整战略战术，这本身就是一种思想上的优势。(完)

　　【作者简介】

　　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宪法史、国际法史、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与中国近代政治史/法律史，尤其关注国家/民族建构与宪法变迁、帝国与国际法、政党与代表制、政治伦理与法律伦理等研究议题。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