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德迈：跨文化视野下，如何看待西方个人主义和东方集体主义？

        编者按：93岁的汪德迈是法国著名汉学家，倾70年之力创建跨文化中国学。日前，“汪德迈跨文化中国学研究国际会议与《汪德迈全集》出版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中新社“东西问”栏目将《汪德迈全集》中涉及东西方文化比较的部分内容摘编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中新社北京6月9日电 题：跨文化视野下，如何看待西方个人主义和东方集体主义？

　　作者 汪德迈(法兰西学院通讯院士、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终身教授、法国远东研究院原院长)

　　在跨文化的视野下，东西方文化价值的差异在哪里？两者之间是否有互补性？如何看待西方崇尚的个人主义和东方传统的集体主义？东西方社会如何借助他者的经验看到自己的问题？

　　世人皆知希腊罗马，却忽略了长期以来中国对世界的广泛影响。西方世界应高度重视中国文化的普遍意义。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能让人类在艰难的时刻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策略，也能在繁荣时期保持最大的包容性和放眼能力。

　　东西方文化价值都不能被推向极端

　　西方的人文主义是建立在神学基础上的，神学来自犹太教、基督教和柏拉图主义，后来经过托马斯·阿奎那的阐发，形成了西方的神学传统。在东方国家，在中国的人文主义中，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人跟自然一样，参与整个宇宙的运动。因此，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天人合一”这样的概念。东西文化的价值观不同，对人的理解不同，这是双方的一个根本性的差异。

　　“平等”是西方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在理论上，大家都认可平等的观念，还将平等作为推广人权的一个手段，但在现实中，大家都知道，绝对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平等受到许多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这种理论上的平等和现实中的不平等是一种普遍存在。

　　在西方，平等和人权的原则助长了某种个人主义思想：个人高于集体，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个人主义的泛滥导致了西方社会普遍的危机，这是一种“社会性”的危机：每个人都赋予自己的自由以无限的空间，致使社会联系、社会精神受到破坏。在中国，我们也看到某种思想导致的缺陷，正如我们在巴金的《家》中看到的那样，个人受到种种束缚，这也是东方的问题。

　　我认为，每个文化的价值本身都是好的，都值得尊重，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东方的集体主义价值观都有其优秀的一面，都应该得到继承，但是价值不能被推向极端，不能被歪曲。再好的价值，如果被推向极端或被歪曲，也会产生很多副作用。

　　西方“民主”不足以解决人类的问题

　　西方对社会的理解发生过变化。在英国17世纪的政治哲学家霍布斯看来，“人对人是狼”，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人与狼的关系。调节人与人关系的是利益，而不是基督教所宣扬的“博爱”或者“爱他人”这样的伦理原则。

　　霍布斯的思想与孟子的思想完全相反。在孟子看来，“人之初，性本善”，如果你看到一个婴儿落井，你就会本能地去救他，这是人的善良本质的一种表现。而在霍布斯看来，人天生没有这种善良的本质，而是以追求个人的利益为依归。因此，只能把社会建立在利益关系上，不能把社会建立在同情、怜悯、善良这些价值观上。霍布斯主张建立开明君主制：一个社会应该有权威，这个权威的执行者应该是一个开明君主式的人物，个人应该将自己的自然权利交给这个权威人物，只有绝对的权威才能保证社会契约的施行。

　　霍布斯的政治思想后来遭到一些批判，最先批判他的人是卢梭。在卢梭看来，社会契约不是让个人将自然权利交付给权威者，而是将自身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整个集体。卢梭并不否认个人利益的存在(“人人都受着私自的动机所引导”)，但是共同利益可以使全体个人结成一个道德共同体，所形成的公共人格，卢梭将其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国家”或“主权者”。这样一来，社会契约在公民之间确立了一种平等，所有人都遵守同样的条件，并享有同样的权利。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社会开始了漫长的民主建设历程。

　　西方的民主思想的确与中国的思想有某种对立性：中国的思想注重和谐，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普遍和谐。而在西方的民主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保护个人利益，每个人都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是西方民主社会的常态，当然这很容易造成个人利益至上。

　　现在西方社会为什么会有民主危机？因为习惯于把民主当作最高价值，而“民主”不足以解决人类碰到的一些问题，例如资源分配和环境保护。一碰到这类问题，每个国家、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利益，都会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遗余力地争夺。再比如金融危机，民主在西方施行了这么多年，怎么还会爆发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呢？这说明民主不足以控制和调节金融领域的危机因素。

　　西方有一些学者，例如罗桑瓦隆，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当今社会与18世纪的社会具有本质的不同，那个时代创建的民主制度已不适应今天这个时代。如何既尊重民主价值，又能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问题，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中国的集体主义对西方或有参考价值

　　现在西方民主碰到的问题之一是议会民主，即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去立法施政。议会民主或代议制民主的危机表现为政党政治的危机。

　　政党政治表面上是在维护公共利益，实际上是通过民主运作，争夺权力。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可能有不同的传统。中国的集体主义，或曰集体观念，也许对西方具有某些参考价值。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说哪里的情况更好，哪里的危机更严重，在东西方社会的比较中，断定孰优孰劣没有什么意义。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每个社会都不完善，都有缺陷，问题是我们沉迷于自身的传统，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和缺点。我们需要借鉴他者的经验，借助他者的经验看到自己的问题，改正自己的缺点，而不是模仿或者照搬他者的经验。

　　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下，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交给制度去解决。满足人的欲望也被视为一种人文主义价值，实际上，这是对人文主义价值的误解，致使个人主义不断追求自我欲望的满足。这种现象的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就是人没有了自律。

　　关于欲望和自律，我想引用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的话来说明：“与一头幸福的猪相比，我更喜欢不幸的苏格拉底。”约翰·密尔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西方还有一个俗语叫“劣币驱逐良币”。在价值这个问题上，也存在同样的危险。很多人没有把西方好的价值拿过来补充或修正自己的文化，而是把西方一些错误的，或者不好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我觉得一个人在看待另一种文化时，会带有一定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或许也是一种缺陷，即容易在他者的文化中注意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令人好奇的东西，而没有看到这种文化的真正价值，因此觉得自己的文化才是最优越的。其实这是拿自己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与其他文化中稀奇古怪的东西进行比较，所得出的错误见解。(完)

　　93岁的汪德迈是法国著名汉学家、法兰西学院通讯院士、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终身教授、法国远东研究院原院长。他是法国大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和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的嫡传，吸收法国汉学、中国国学和日本汉学又加以超越，倾70年之力，创建跨文化中国学。他独立而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代社会制度、中国儒学、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艺术和亚洲历史上形成的新汉文化圈，在跨文化的视野下，揭示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及其拥有的世界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