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6月21日电 题:朱光兴:种族歧视难休,澳大利亚华裔何以生存发展?
中新社记者 马秀秀
近期,澳大利亚政府委托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开展了史上最大规模针对华裔群体的民意调查。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一年中,受访者中有近四成华裔遭受区别对待或言语攻击,甚至有18%的华裔遭受过人身威胁或攻击,另有半数人表示澳媒体对中国的新闻报道过于负面。
在中澳关系遇冷和全球疫情持续影响的当下,澳大利亚华裔的生存发展状况如何?未来又该如何?华侨大学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研究院专家、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副院长朱光兴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作出深度解读。
中新社记者: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历史久远。长期以来,一代代华侨华人用辛劳智慧,为居住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多元和中外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受到各国普遍欢迎的移民群体。华人群体移居澳大利亚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朱光兴: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有三分之一人口出生在海外。华人移民澳大利亚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818年至1901年,华人从大量涌入澳大利亚到遭遇排斥驱逐。
1818年,广州人麦世英抵达悉尼,成为有文件记载的首位来到澳大利亚的华人。19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发现金矿,此后数以万计的中国劳工前往淘金。
由于华人克勤克俭,财富迅速积累,引起部分当地白人嫉妒。1861年至1880年间,澳大利亚排华情绪高涨,多地建立“矿工保护联盟”“混合矿工工会”等组织,开展反对有色劳工和移民的运动。1888年,澳大利亚的六个殖民地召开会议,达成了“严禁华人入境”的共识。
第二阶段是从1901年到1978年,“白澳政策”确立并全面实施阶段,在澳华人作出抗争。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颁布《移民限制法案》,实施“白澳政策”,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能永久保障白人利益的单一种族国家。自此,澳大利亚华人的处境愈加艰难。面对困境,在澳华人开展了长期抗争,迫使澳政府反思其种族歧视政策。
1972年,澳移民部长宣布接受并资助非欧洲裔移民入境;1975年,《反种族歧视法》出台,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澳大利亚人不分种族、肤色与信仰,一律平等;1978年,弗雷泽政府接受《盖勃利报告》并修改移民法,强化多元文化政策,“白澳政策”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三阶段是从1978年至今,是华人群体不断融入和发展的阶段。
“白澳政策”废除后,澳政府于1979年实行更为宽松的“积分制”移民政策,吸引了大量华人移民;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量中国留学生进入澳大利亚;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澳政府鼓励技术移民,并进一步放宽留学生入籍标准,华人数量进一步增加;2012年以来,随着中澳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深入开展,在澳华人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不断提升。然而,随着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和中澳关系变化,澳大利亚华人面临着一些新困境。
中新社记者:尽管澳大利亚出台《反种族歧视法》客观上促进了在澳华人的生存发展。但仍有逾三分之一的华裔受访者曾遭受种族歧视。可否分析下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
朱光兴:随着《反种族歧视法》的出台,“白澳政策”成为历史的陈物,澳大利亚社会的多元文化特征日益凸显,族裔构成也发生了较大变化。1947年澳大利亚亚裔人口仅占总人口的0.8%,在1988年达到了4.5%,目前亚裔人口占比已经达12%左右。
澳大利亚统计局资料显示,1975-1976年赴澳华人仅为1568人,1985-1986年上升为6639人,1995-1996年达到17246人。据统计,2019年澳大利亚华人人口达139万,约占澳大利亚2554万人口总量的5.4%,并成为除了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和爱尔兰裔之外的最大族裔群体,中文也成为澳大利亚使用广泛的第二大语言。
不止于此,此法案的颁布为澳大利亚华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推动了华人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提高。2019年《澳大利亚人报》发布的澳大利亚财富排行榜中,有一位华人位居前十,有15位华裔入围最富有的250人榜单。
此次调查报告涉及华裔曾遭受种族歧视问题,首先是“白澳政策”影响仍存在,“新种族主义”悄然兴起。
多元文化政策强调的是族际平等共存,但当地人潜意识仍认为白人文化是澳大利亚文化的主流,没能修复主流群体与少数族裔之间的文化裂痕。“新种族主义”支持者宣扬狭义的澳大利亚国家认同,认为某些特定群体没有融入所谓的“澳大利亚价值观”。1997年,保琳·汉森组建了极右翼的澳大利亚“一国党”,其纲领与“白澳政策”极其类似,该党多次在联邦议会中取得议席。2018年,澳联邦独立参议员弗雷泽·安宁在国会发言中甚至要求恢复“白澳政策”。
其次,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中澳关系持续遇冷,也是澳大利亚华人受歧视事件频发的重要因素。一是,澳大利亚政府近年来对华外交政策借疫情妖魔化中国,并由主流媒体将问题扩大化,同时澳社会对华人群体的政治忠诚存在疑虑。二是,华人努力打拼的优秀品质及取得的财富和成功,导致部分澳民众的心态失衡,担心生存发展空间受到挤压。三是,华人群体与澳大利亚主流社会仍存在文化、价值观念等差异,如新冠疫情期间“要不要戴口罩”的争议,折射出不同族裔文化的隔阂,也是澳社会对华人群体产生误解、恐慌乃至歧视的原因之一。
中新社记者:调查报告中提及,澳大利亚自由党候选人廖婵娥于2019年当选联邦众议员,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首位华人众议员。目前,华裔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
朱光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华人参政出现转机,政治影响有所增加。历史上有多位华人,如来自中国香港的何沈慧霞、来自柬埔寨的林美丰、出生于重庆的陈之彬等曾当选澳大利亚的州议员和联邦议员。特别是,廖婵娥于2019年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首位华人众议员。
在其他方面,如学界、商界、科技界等领域,澳大利亚华人也取得了较大成绩和影响。特别是华人青年学者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已成为澳青年科学家群体的杰出代表。
然而,也有华人表示,华人往往要比白人付出更多努力,才能更好融入主流,而且他们大多无法逾越横亘在其与主流社会之间的“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因不同种族而形成的职场升职障碍)。
值得一提的是,华人是澳大利亚社会抗击新冠疫情的参与者和贡献者。疫情暴发以来,他们不仅支持中国抗疫,还积极在澳开展慈善捐赠活动,为当地医院筹集医疗物资等。华人社区的慈善活动不仅为澳大利亚社会做出重要贡献,也彰显了华人群体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此外,澳大利亚华人还通过加强与地方政府、社区的联系,积极融入主流社会。2020年2月12日,西澳侨领应邀出席西澳州咨询会,就种族歧视、华人生意等议题发表意见。会上,西澳州州长麦高文肯定华人社区的贡献,并强调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当年2月18日,驻珀斯总领事董志华与西澳州州长麦高文在珀斯市中心北桥(唐人街)中餐馆就餐,多位西澳侨领一同前往。
中新社记者:在澳大利亚种族歧视现象频发、中澳两国关系遇冷背景下,中国赴澳留学生受到了哪些负面影响?
朱光兴:中国教育部2020年、2021年连续两年的第1号留学预警均针对澳大利亚发布,均提到中国在澳留学人员遭遇歧视性事件乃至恶性袭击,提醒留学人员谨慎选择赴澳或返澳学习,可见在澳留学生受到负面影响,处境艰难。
疫情暴发初期,澳总理莫里森于2020年2月宣布“禁止任何从中国来或过境中国的非澳大利亚人到澳”。这意味着当时有10万多名中国留学生不能按时返澳学习。
根据澳内政部统计数据,2020年下半年在境外提交的国际学生签证申请数量明显缩减,特别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申请较2019年同期下降了46%。
受疫情影响,澳大利亚高校授课模式以网课为主,留学性价比降低,留学意愿明显下降。而国际教育的遇冷,对澳大利亚经济造成了一定的打击,据统计,最高峰时约1.73万人因此失业,并连带华人经济活动受到影响。
基于澳联邦政府当前对中澳合作所持态度,中国国家发改委宣布将“无限期暂停”与澳大利亚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中澳友好合作的基础产生裂痕。随着海外疫情的持续影响和中澳关系的变数,将有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或新移民选择离开澳大利亚,或回流中国,或再度移民第三国,甚至可能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移民回流潮。
中新社记者:面对当下困境,澳大利亚华裔群体应如何更好实现生存发展?
朱光兴:华人始终是澳大利亚历史进程的参与者,相信他们在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可以实现自身更好发展。针对当下澳大利亚华人面临的困境,以下几点建议可供参考。
首先,要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
目前,澳大利亚华人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仍相对薄弱。根据亚裔澳大利亚人联盟创始人Erin Chew对疫情期间种族歧视案件的调查分析发现:“大约有88%的亚裔没有报警”。对此,华人应该勇敢地站出来,积极运用法律武器,发挥华人律师团队和专业协会的作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其次,要通过公众平台,传达华社声音。
澳大利亚华人可以通过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政府请愿网站等,更为生动、及时、广泛地向主流社会,表达华人诉求,传达华社声音,以改善当前面临的生存状况。例如,2020年4月,澳大利亚华人作家罗旭能、华人论坛主席李逸仙等16位华裔联名发表《关于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民族团结的公开信》,表示种族歧视是对澳大利亚国家团结的威胁,并号召大家团结对抗疫情,公开信在当年6月的澳大利亚议会上获得两党重申“支持多元文化主义和每名澳大利亚人至关重要”的强烈响应。
再次,要加强交流合作,促进族群融合。
华人群体可以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联合其他族裔,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增进澳大利亚社会对华人群体的理解和认同。例如,2019年6月,南半球首届“妈祖巡安”活动在悉尼举行,中国、日本、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国信众参加,活动成为增进文化交流、团结亚裔的重要媒介。澳大利亚华人还可通过携手各族群共同抗击疫情,消减族群界限,为当地防疫抗疫贡献力量。
另外,要重视文化传承,搭建沟通桥梁。
华人具有独特的文化基因,可以成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第一代移民,澳大利亚华裔新生代成长于不同文化相互碰撞的环境之中,不仅能为澳多元文化繁荣做出贡献,也能加强中澳人文交流,为中澳关系走出低谷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