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控枪为何难？

        中新社北京6月7日电 题：美国控枪为何难？

　　作者 葛健豪(海国图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当地时间6日，美国迈阿密一个毕业派对遭遇枪击事件，造成3死多伤。同日，芝加哥南区发生一起飞车枪击案，造成路边8人受伤，多人伤势严重。截至今年6月5日，美国因枪支暴力造成的非自杀性死亡人数达到8339人，导致4人或以上(不含枪手)死亡或受伤的枪击事件多达246起 。

　　在不少人的认知中，美国似乎是一个警匪枪战片天天都在上演的地方。事实和这种认知相去不远。据美国媒体报道，全美超过400万的未成年人家里有上膛且未上锁的枪支，截至目前，今年已经发生90多起儿童意外枪击事件。2020年，美国有19400余人死于枪击和与枪支有关的暴力犯罪，创下20年新高。大规模枪击案高达612起，为近五年最多。

　　美国枪击案之严重令人咋舌，但更让人诧异的是，在枪支暴力如此严重的情形下，美国控枪、禁枪运动仍迟迟无法取得突破。实际上，美国的控枪问题已经与美国历史传统、政治现实与国家文化高度捆绑，牵一发而动全身。美国的控枪进程也只能在“拥枪”和“控枪”两大阵营的此消彼长中不断被拉扯，难有实际突破。

　　疫情是枪支暴力“催化剂”

　　新冠疫情加剧了美国民众的不安全感，而为了补偿这种不安全感，美国人选择购买更多枪支。这实际上是饮鸩止渴，不但无益于疫情的管控，反而加剧了枪支暴力的风险和枪支管控的难度。

　　数据显示，去年3月疫情在美国开始暴发时，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曾进行多达370万次的购枪背景调查(又称“全国即时犯罪背景调查”)，创下该系统自1998年生效以来的最高纪录。另据美国枪支交易相关机构——全国射击运动基金会的数据，同时期由首次购枪者购买的枪支约占美国全部售出枪支的40%，远高于过去20年24%的平均水平。

　　对比中国，其实不难发现美国控枪难的一大缘由就是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这在疫情期间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在去年4月到5月间已经基本控制住疫情，民众根本不需要任何其他外部刺激来稳定人心。部分美国民众则在国内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及国内社会动荡持续加剧的情况下，盲目购买枪支以获得安全感。这种心态既反映了中美两国在疫情治理方面的优劣，亦体现出民众在面对灾害时对于各自政府的不同期待。即使在重大灾害面前，美国政府和个人之间本质上仍是一种类似零和游戏的紧张关系，公民拥枪的本质即是这种政治传统的一大表征。

　　美国控枪究竟难在哪？

　　在不少中国民众看来，枪械泛滥是导致美国枪击案频发的罪魁祸首。换言之，禁枪实际上就是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在中国人看来是最为基本的人权之一。但以美国普通民众的视角观之，能够持有枪支的意义要丰富许多。

　　首先，公民持枪的权利是美国宪法明文规定的，几乎无法被撼动。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明确规定：纪律良好的民兵队伍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安全实属必要，故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以剥夺。虽然对该条款的解读一直存在争议，但在联邦最高法院于2008年和2010年分别做出了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后，公民持枪的基本权利在司法层面就几乎没有争议了。这两个判例，即哥伦比亚特区诉黑勒案(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与麦克唐纳诉芝加哥案(McDonald v. Chicago)，分别确认并保障了非民兵组织的个人持有枪支的权利和第二修正案对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拘束力。

　　其次，美国现行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导致控枪难度极大。美国是联邦制国家，联邦和州政府都可以对枪支做出自己的规定，且时常相互掣肘。各州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结构的不同，也在控枪问题上存在差异。比如美国东西海岸经济发达，城市众多，且政治上多倾向于民主党立场，这些州对枪支管理问题就较为严格。而美国中部各州则经济相对落后，乡村地区分布广泛，政治立场偏保守，枪械管理相对宽松。各州对于控枪的不同立场会反映到国会议员对此的立场，因此即使代表东西两岸的议员有心推动控枪议程，但如果代表其他州的议员反对，议会就难以推进与控枪相关的法案。

　　美国两党对于控枪问题也有明确的倾向。民主党更倾向于采取更严格的枪械管理政策，而共和党则反对控枪。这种差异反映在具体的政治过程中就是两党经常会在国会两院中就此议题互相牵制，使联邦政府难有作为。比如奥巴马时期，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参议院就否决了奥巴马政府支持的控枪法案，直接说明了两党的政治极化与对立现象在控枪问题上同样显著。

　　再次，美国所谓的枪支文化已经根深蒂固，难以扭转。美国的民主制度极为重视个人自由，任何个人保有的权利都很难因为公益或者其他理由而被剥夺，更何况推动控枪的主体还是国家和政府，这更牵动了美国民众心中惧怕政府权力无限扩大的那根弦。

　　一个类似的例子是新冠期间中美两国民众对于防疫措施的不同态度：从佩戴口罩到控制人员流动，中国民众可以很快接受政府推行的各项防疫政策；美国各地则爆发了针对政府推行的各项防疫措施的游行示威活动。奉行个人主义的政治文化下探到枪械管理层面，就是反对限制个人持有枪支的权利。此外，限制枪支对美国人的生活也有非常直接的影响。美国各类枪支的保有量世界第一，枪支早已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任何禁枪限枪的政令都是对这一生活方式的挑战。

　　拜登政府能否实现突破？

　　拜登对美国控枪的历史进程曾起到过推动作用。拜登任参议员期间推动了多项有关于控枪和枪支犯罪的法案，包括《防治犯罪法》(Crime Control Act of 1990)及暴力犯罪控制和执法法案(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 of 1994)，前者加重了枪支犯罪的刑责，并允许联邦政府打击州际枪支走私；后者则禁止公民持有特定半自动来福枪。拜登任副总统时期也曾深度参与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各项关于控枪的温和行政令。可以说，拜登在控枪领域既有相当的意愿，也有丰富的经验来主导相关进程。

　　但即使拜登有意推动控枪，目前看来想要取得实际成果，仍然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

　　从两党政治的角度来看，虽然民主党目前在参众两院都持有多数席位，但席位优势极为微弱，民主党想在争议较大的议题上取得突破可谓难上加难。民主党在参议院只保有所谓的“副总统多数”优势，即在投票时如果出现50对50平票的局面，可以由担任参议院议长的民主党副总统哈里斯投下关键一票。但参议院实行的“阻挠议事”(filibuster)的特殊制度往往会让这一优势在实际层面发挥不了作用。根据美国参议院的现行规定，100个席位的参议院中必须有60名议员现场提出制止阻挠议事，才能终结阻挠并恢复议事。基本可以断定，拜登在推行任何控枪改革时都会遇到来自参议院共和党人的强大阻力。

　　从拜登政府的施政重心来看，控枪很难成为拜登政府的核心要务。拜登上任时面临着特朗普政府留下的诸多严重社会问题。内政方面，美国仍然没有摆脱新冠疫情的影响，加快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仍是拜登政府最为要紧的事项。外交方面，拜登政府动作频出，希望能够重新获得盟友和伙伴国家的信任。对于拜登来说，这些事项都远比控枪要紧迫得多。

　　如果不顾一切地推动控枪，甚至会损伤民主党在2022中期选举，乃至2024美国大选上的前景，这自然会使拜登三思。拜登和民主党目前的中期选举前景并不十分明朗，种种迹象表明，民主党将很难延续其在参议院乃至众议院的相对多数席位。比如，拜登推行的巨额经济刺激法案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民众的支持，民调显示其支持率基本和刚上任时持平。从历史上看，即使支持率超过50%，美国总统的党派在中期选举中仍会失去平均大约14个议会的席位。中期选举的严峻形势让拜登不敢贸然选择推动如控枪等有较大争议的议题，以防止失去选民。如果中期选举民主党失去在两院的席位优势，拜登就更加没有推动枪支管控的政治基础。

　　美国的枪支管控问题已经和美国社会自身的各种顽疾深度捆绑，仅凭一届民主党政府就想使这些问题彻底改观，自然是天方夜谭。可预见的是，美国在未来和枪支有关的暴力犯罪和自杀行为仍可能层出不穷，社会各界也将“例行公事”般地表达哀悼心情。对于一些美国人来说，任何鲜血的代价都难以令他们幡然醒悟，因枪支泛滥而导致的美国枪暴力案件也恐将继续向世人展现“美式民主”不堪的一面。(完)

　　【人物简介】葛健豪，海国图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美国政治追踪》执行主编，哥伦比亚大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中美关系、美国国内政治、大国科技竞争等，发表中英文评论20余篇，参与撰写《人工智能与全球治理》《新基建，新机遇：中国智能经济发展白皮书》等多篇报告。